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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私法强制性规范的现状及发展图景 　　摘 要： 国际私法强制性规范在许多国家得以发展，并在中国的理论及法律实践中得到了发展，其中，最新的立法成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法律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第4条。我国应借鉴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矫正我国司法实践将强制性规范适用制度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法律规避制度相混淆的现象，谦抑适用法院地的强制性规范，并承认外国强制性规范的可适用性。 　　关键词： 强制性规范；公共秩序保留；法律规避 　　中图分类号：D9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23-0112-02 　　一、中国国际私法强制性规范的现状 　　（一）我国关于“国际私法强制性规范”的司法实践 　　从我国已有的司法实践来看，各级法院往往借用公共秩序保留、法律规避制度间接适用强制性规范。就适用法律的范围而言，法院未适用域外法而适用本国的强制性规范是正确的，但理由却值得商榷。 　　1.以公共秩序保留为由适用我国的强制性规范 　　在“交通银行香港分行诉香港威宝登有限公司、广东省化工原料公司、谭丽仪借款及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中，关于谭丽仪担保合同效力问题，香港法律和中国大陆法律存在着冲突，若适用香港法律，担保合同有效。若适用中国外汇管制法律，担保行为无效。广州省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谭丽仪是我国内地居民，其为香港企业的借款提供担保，构成对外担保行为，虽然担保函约定适用香港法律，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50“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上述行为不发生适用域外法律的效力，故本案应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 　　2.以法律规避无效为由适用我国的强制性规定 　　在“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我国是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境内机构对外汇提供担保应当履行审批及登记手续。但本案担保并未获得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批准，亦未办理外债登记手续。长城公司与中银公司虽明确约定‘受香港法律管辖并根据香港法律阐释’，但内地公司提供外汇担保应当履行批准和登记手续是内地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在未履行规定的审批和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有关适用香港法律的约定违反了内地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二）我国关于“国际私法强制性规范”的立法实践 　　我国有关“国际私法强制性规范”的立法实践以《法律适用法》出台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在《法律适用法》颁布以前，我国相关立法实践并未明确强制性规范的地位和效力，只有通过个别实体法强制性规范表明直接适用涉外案件的意向，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涉外经济法律关系领域，如涉外借贷、涉外担保、货物进出口、海上货物运输以及涉外合同，我国制定了一系列强制性法律规定以维护重大经济利益。随着我国第一部单行、统一的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出台，国际私法强制性规范的效力和地位首次得以立法明确，完善了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体系。 　　二、中国国际私法强制性规范的发展 　　（一）明确强制性规范与其他冲突法制度之间的适用层级 　　1.强制性规范与公共秩序保留 　　对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加以限制已成为国际社会较为普遍的要求。例如：大多数的立法规定需外国法律的适用“明显”违背所属国公共秩序，才可以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法律实践中采纳公共秩序“客观说”标准；很多国家对国际公共秩序和国内公共秩序进行区分；很多国家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本应适用的外国法后，并不一律以法院地法代之。各国之所以严格限制公共秩序的适用，是因为“公共秩序含义具有模糊性，易造成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被法官随意适用，从而降低了国际私法在协调各国法律冲突的价值，违背了国际私法追求公平、平等地适用内外国法律的价值取向，妨碍了国际民事交往的安全和稳定，不利于国际民商事新秩序的建立，并有悖于当代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2.强制性规范适用制度与法律规避制度 　　法律规避制度在中国国际私法的存与废，是各界长期争议的问题。晚近，更是有学者主张用强制性规范适用制度取代法律规避制度。从比较法上来看，法律规避制度被援引的情形主要有三种：“第一、在合同领域，某些关涉一国重大公益有适用的必要；第二、在合同领域，某些无关一国重大公益的实体法强制性规范在特定情形下有适用的必要；第三、在非合同领域中，某些强制性规范在特定情形下有适用的必要。”就第一种情形而言，法律规避的对象范围涵盖了强制性规范适用制度的对象范围。就第二种情形而言，无关一国重大公益的强制性规范不属于“国际私法的强制性规范”，强制性规范适用制度在此领域并无用武之地。就第三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