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文化[精选].docVIP

史官文化 早期史官不仅创造了文化，而且还起了文化传播的作用。我国最早的书籍以史官文化作为产生的土壤，又随着史官文化在西周繁荣而走向繁荣。史官直书实录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从晋的董狐到齐的太史简，到后来的左丘明，到孔子，到司马迁，史官和他们书写的史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浓厚的“以古为鉴”、“为后世法”的历史意念及表现手法。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由史官文化产生的著史传统，对后世著史乃至文学、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史家精神、史家著史的入史内容标准、著的结构及笔法，影响深远。 在先秦，史官及史官文化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其一，上古时期，巫史不分，史是巫祝的一部分。 其二，史成为职官是在殷商时期。殷商时期，史官从巫祝中提升出来，成为专门的职事，表现为其职掌分工粗略，文官兼掌史事注记，天官吏官合一。 其三，入周以后，周公“制礼作乐”使史官在周代政治中扮演重要的文化角色，史官的职事随着政治的需要在不断地细化和扩大。史官的建置在周代进一步完备，不仅周天子设有史官，而且各诸侯国也有史官。西周有太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御史等。各诸侯国也设有史官，开始由周王室委派，所记材料也要送交王室保存。 其四，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崛起，王室衰微。各诸侯国自立史官，利用自己的纪年来记载历史，以示独尊。孔子开私家修史的先例，将史学从史官手中解放出来，提倡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 这四个阶段大体上反映了先秦时期史官与史官文化运行的轨迹。上古三代史官所创造的最早文化是中国的史官文化，并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源头而对后世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官散文的产生，是以史官文化的崛起为条件的；而先秦史官文化的兴起，有一个漫长的蜕变过程。从最初的巫史同源到巫史分流与分化，再到以重人事而远天道的理性和良知为基本内核的史官文化的崛起，其间既有量的积累，亦有质的飞跃。 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由史出，一方面表明在巫卜文化时代，与巫相同的史，其地位之显要，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是巫史已经开始分流。从巫分化出来的史，与其说是掌书之官，倒不如说是各种执事之官。由于文字发达渐趋于成熟，这些大小官员及执事，本身是由巫分化出来的史，是当时知识和文化的承传者和创造者，因而他们在进行国家或邦族内部的行政管理时，不可能不用自己所掌握的文字作文书以用于上传下达。殷商时代，巫卜们既然能用文字将占卜过程以及占卜结果契刻在甲骨上，其他官吏也未必不能将自己行政范围内的有关文书写在别的对象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大小官员及执事又都是藏书读书作书之史。这些大小官吏，虽然从总体上说是当时知识与文化的承传者与创造者，但并不是说他们每个个体的资质都是一样的。具体而言，便是他们接受知识的多寡、驾驭文字的能力的强弱以及在日常行政中创造力的大小等，都不是整齐划一的。因此，在这些官吏中，文字能力强的必然要比文字能力差的担负更多的文字写作任务，久而久之，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的官吏。周代的“史”还参与当时的各种政务活动：参与策命公卿大夫、参与朝觐会同、参与祭祀丧葬。尽管“史”已经从巫的职能演变为“掌官书以赞治”的职能，但他们还只是作为王朝和诸侯的文字官员而存在，与后世官府负责办理文书的所谓胥吏相当，并非有意识地执简以记事之史。 分化之后的史官，一种很重要的职能，就是收藏各种文书，管理官方文件档案，还收藏各地上达的文书副本。至于收藏这些文书的目的，起初是非常简单而直接的，即对照已颁布的法令考察其贯彻的情况，统计其实施的成果。然而，任何新事物的萌芽，总是潜藏在旧事物的母体之中的，史官们收藏的法令文书，其有限时间必定是有限的，这些法令文书就可能失去了保留价值，失去了保留价值，也就有可能随之销毁。这就形成了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而正是在这个收藏，销毁，再收藏，再销毁的不断代谢过程中，人们的思维便可能发生逆向的运动，从而产生传世与不朽的意念，这就是史官文化最终崛起的内在动机，也是史官文化崛起的最初标志。 史官文化是与巫卜文化相对的概念。巫卜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神秘文化，专注于天神人鬼的意志。而史官文化则具有较强的理性精神，它专注于人事与社会发展的规律。还有史官文化固然与史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史官所创造的文化，而应理解为凡与反思和总结历史有关的思想和行为都属于史官文化的范畴。很明显，对历史进行反思与总结的人，其身份并不一定都是史官。因此，我们所说的史官文化，是一种文化类型，具有为其他文化类型所不能取代的独特本质。我们知道，巫卜文化是以卜筮活动为主要能容的文化。从卜筮材料的选择，到卜筮象数吉凶的判定，再到事后应验的确认，都是无理可寻的。其思维过程不受现代逻辑原则的规范，思维表象之间，既不是因果关系，也不是相似关系，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关联。因此，巫卜文化的思维模式，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