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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公益诉讼迎来“国家队”.doc
环境公益诉讼迎来“国家队”
2015年时间过半,号称“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实施已有半载,作为新环保法一大亮点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如何落地。近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赋予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引发业内关注。
为诉讼主体资格“松绑”
2015年8月13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8家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污染腾格里沙漠”,要求企业恢复生态环境、消除危险等。这是继去年曝光且持续跟踪报道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后,肇事企业所遭到的首起公益诉讼。
据悉,北京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和福建“绿家园”于今年1月1日收到福建省南平市中院的案件受理通知书,“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正式获得立案,成为新环保法实施后环境公益诉讼的首案。
事实上,早在2014年8月8日,泰州市环保联合会就向泰州市中级法院起诉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9月10日,泰州市中级法院当庭判决6被告赔偿环境修复费用1.6亿余元。该案创下我国环境侵权诉讼中有史以来的最高赔偿金额。
这些案件或立案或胜诉的背后源于新环保法尤其是最高院下发的《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赋予民间环保组织起诉资格,如“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无违法记录”等。
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可追溯至本世纪初。2002年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就环境权、“公众环境权益”这些概念做了阐述。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要推动环境公益诉讼。2013年新民事诉讼法实施,破除了以往环境公益诉讼无法可依的局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标志着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终于迈开实质性步伐。而2015年新实施的环境保护法则首次对环境公益诉讼作出了规定,同时也使许多陈年积案实现了华丽逆转。
颇为典型的事件是“康菲溢油案”。事故发生在2011年6月4日至21日期间,当时中海油和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合作开发的中国最大海上油气田发生溢油事故,累计污染海域5500平方公里。11月11日,国家海洋局公开溢油事故原因系康菲公司违规操作,造成重大责任事故。
2011年和2013年分别有律师以个人名义或以受渔民委托发起针对渤海溢油事故的民事索赔诉讼,可惜皆因不具备法定的诉讼主体要求,未获立案。
而今年7月24日,“康菲溢油案”维权拉锯战终于迎来曙光。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为原告,康菲石油和中海油为被告的“康菲溢油案”正式立案。这是我国第一个由社会组织提起并得到受理的海洋环境类公益诉讼案件。
“首先是环保法的修订给这个诉讼带来法律上的机会。我们提起的是环境公益诉讼,原来法律里面并没有明确这种说法,而今年我国开始实施新环保法,第一次明确了环境公益诉讼,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绿发会环境公益诉讼工作人员欣喜地说。
“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放开,使环保法律真正发挥了‘牙齿’的作用,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表示,这次诉讼的受理表明环保非政府组织正开始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公共利益,环保法治新常态正在到来。
据记者统计,今年上半年光是自然之友提起并获得立案的环境公益诉讼案就有4起。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共有22起环境公益诉讼获得各级法院受理。在被法院受理的22起公益诉讼案件中,近三分之一的案件获得了专业机构或当地行政部门、检察院的支持,表明环保组织在实际诉讼过程中正在积极寻求广泛的多方合作。
“数量并不多,也没有出现之前业界人士所担忧的‘井喷’现象,但相比往年已是不错的进步。” 中欧环境治理项目高级工程师和项目执行主任、浙江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虞伟表示。
新环保法从制度上解决了原告资格的问题,将来在环境公益诉讼当中环境组织会成为重要的力量。然而,有学者提醒,这只是一个入门的诉讼提起者的问题,今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应放在诉讼实务及程序设置上,比如如何取证、如何分配责任、如何进行损害鉴定和评估等一系列可能面临的实质性困难。加上备受诟病的“天价诉讼费”、“地方保护主义”、“环保组织软弱无力”等因素的叠加,致使环境公益诉讼步履维艰。
地方经验与顶层设计
据悉,从2008年开始,贵阳市就探索以检察院为公益诉讼原告身份提起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之诉。2011年,浙江平湖、嘉善、桐乡等地检察院分别以公益诉讼原告身份提起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之诉,其中,平湖市法院审结的浙江首例环保公益诉讼案还入选《法制日报》2011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
基层的探索,终于迎来了顶层的回应。今年5月5日,中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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