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臆想中的中产阶层 　　根据2014年10月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的中产阶层（按报告的定义，个人资产为1万至10万美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占全球的中产阶层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谁也不会否认，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产群体迅速增长。十几年来，媒体和学者们不停地谈论“中产阶层”，但到现在为止，“中产阶层”仍然缺乏公认标准，成为最热门、也最受争议的社会学概念之一。当一些中产已经加入移民大军，一些中产为了房、车、孩子发愁时，“中产”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空洞的名词。 中国中产：在追求物质的道路上狂奔 　　大多数时候，中国中产阶层只是关乎消费方式的一个概念。 　　有人这样总结中国中产的三大爱好：汽车、房子、理财。在某种程度上，中产存在于汽车广告里。作为当今社会最能反映某社会阶层消费能力和欲求的商品，汽车被广告商精心包装成为中产阶级的象征性符号。 　　中产还存在于形形色色的房地产广告里。“中产阶级荣耀领地”，“国际典范，中产意境”，房地产商们几乎要在在媒介构成的社会环境里 “制造”出一个中产阶级。 　　“赶时髦”的心态是中国社会最不缺少的东西。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都市白领急于按照“中产阶层”的定义来定义自己。出国旅游成为当下中国中产的大众化社交行为之一，仅在2015年春节的7天时间里，上海虹桥机场出入境人数就达到36.6 万，比去年上升了 40.9%。游客们从韩国、泰国、日本乃至美国、欧洲带回来满手机的照片，以及一堆奶粉、化妆品、手表或手袋。以日本为例，春节期间奔赴日本的大陆游客多达 45 万人次，为这个国家贡献了 1125 亿日元（约 60 亿元人民币）的消费额。 　　钻石公司戴?比尔斯（De Beers）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伦敦和巴黎的钻石销售额中，有50%来自中国买家。10年前，中国在全球钻石市场中的份额只有3%，如今已攀升到15%;过去5年里，中国对钻石的需求一直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在反腐形势的打击下，中国奢侈品销售量下滑，但这并不影响国际品牌对中国市场的看重。他们把主要客户群定位在新兴的中产阶层。 　　在英国《金融时报》的很多商业报道里，常常出现这样一句话：“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和日益提升的富裕水平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市场”。 　　已故社会学家陆学艺曾表示，“中国中产者一直在追求物质的道路上狂奔”。他们热衷品牌消费，渴望通过投资理财累积财富，追求泡酒吧、听演唱会、旅游的娱乐休闲方式。 　　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西方中产阶级并不是一个穿阿玛尼、拎LV的人群。保罗?福塞尔在《格调》里写，中产阶级（西方叫作“中间阶层”）是“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 　　这位文化批评家毫不掩饰自己对中产阶级的轻慢，在他看来，中产阶级胆小、思想传统、生来幼稚、循规蹈矩，这群人“衬衫总是白得让人难以置信，外套总是过分的深色，领带模仿企业家的风格，发型仿照50年代的样式”。 　　学者许子东曾说，西方的中产阶级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而在中国，大家把中产阶级当作一个崇尚的对象，一个追求的目标。 　　在中国，很少有人关心中产阶层的内心世界。精神匮乏成为很多中产者的普遍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帕提?沃德米尔在2014年5月报道，一些年轻人出现在寺院里，他们完全不符合信徒的典型形象（较为传统的地区的老大妈），他们身穿的标志性“制服”：抓绒衣加运动裤，牛仔裤加跑鞋。文章指出，中国新兴中产阶级正在转向宗教以寻求心灵的平衡，因为他们过着“非常有压力和紧张的”生活。 中产vs伪中产 　　中国中产究竟算不算中产？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论证已经延续了很多年。 　　198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家和城市私营业主的兴起，“中产阶级”一词开始在大陆出现，虽然只存在于学术论文里――那个时候，人们还对这个词避之不及。 　　2000年以后，“中产”一词开始逐渐进入公众视野。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一中全会上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这被认为是政府试图促进中产阶级发展的一个政策信号。此后，专家学者开始研究中产收入标准，但有人提出应以年收入5000美元为底线，有人认为最少也得是30000美元，差距极大。 　　争议在2005年达到了高潮。那段时间，“中产阶层”一词屡次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很多场合提及，因为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调查结论：年薪6万元到50万元是界定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标准。 　　这个定义把很多人吓坏了，它意味着中国一下子冒出了2亿多中产者。2006年，有评论家干脆发文称，“中国‘中产阶级’是伪命题”，“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传统农耕社会的快速解体和重新定位过程中，阶层的迅速分化和快速重组尚未完全实现，不敢轻言中产阶级”。 　　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