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将风骨尤工太忠.docVIP

战将风骨尤太忠 □ 吴东峰 尤太忠，河南省光山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旅长、师长、军长等职。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纪委第二书记，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晋上将军衔。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尤太忠将军的情景：将军站在会客厅里，就像一尊铁塔屹立着，一身深黑色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脚蹬一双过了时的黑色白底布鞋，虽未着戎装，却依然威风凛凛，杀气逼人。 他的身后是这间会客厅里唯一的一件摆设：一只巨大的玳瑁标本。玳瑁是海龟类的一种，凶猛无比，南海渔民喜欢把它制成标本摆在家中镇妖避邪。将军从书房大步走进会客厅，我立正向他敬礼，和他握手。近距离地望着将军，立即感到他脸上有一股威，一股令人不寒而栗、望而生畏的威，尤其是那张天生的“将军脸”——如同京剧中的武生脸谱。对尤太忠将军的敬畏，我一直没有解除过，虽然以后我多次与他接触，几成忘年交。 以后与尤太忠将军来往多了，慢慢地我胆子也大了些。但曾经有几次我扎扎实实地尝到了他威严的厉害。 一次是我到北京访问陈锡联将军回广州后。陈锡联是尤太忠的老上级，我到北京代尤太忠向他问候，他也很高兴地托我向尤太忠问好。在尤将军的会客室里，我把录音机拿出来，把陈锡联的问候放给他听。将军把录音机贴在耳朵上认真地听着听着，突然脸色“晴转多云”，放下录音机指着我说：“你对陈司令说，杜义德到我这里坐了三个小时，哪有三个小时？顶多两个小时。”他说：“杜义德来时已经快十点了，走时我们还没有吃午饭呢，瞎胡说！” 将军当时一脸不高兴，幸亏将军夫人王雪晨及时出来打了圆场。 另一次是我采访尤太忠将军结束后，把我写的王近山将军的文章《猛将王近山》给他看。这篇稿子主要是根据尤太忠将军提供的材料写成的，登在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出版的《世界军事》上。当时《世界军事》是才创刊不久的纯军事刊物，我带了几期送给将军。刚开始将军很认真地看文章，看完后，他又把其他几本拿出来翻了翻，脸上又一次“晴转阴”。因《世界军事》封面都是外国军人，将军扫了一眼，一脸不高兴：“怎么都是外国鬼子啊？乱弹琴！” 将军将几本杂志往书桌上一丢，连招呼也不打，转身就走。 　　　 一 1992年11月16日下午，尤太忠将军在他的书房愉快地接受了我的第一次采访。我和将军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橙黄色的书桌，左边是一张简陋的铁架床，床边是一排插满了军事书籍的书架。这种愉快的感觉，是我从他脸的下半部分读出来的，他的眉头仍然拧得紧紧的，而他的两片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他的笑容不是在眼睛而是在嘴巴上显露的。那天我采访的话题是王近山。将军刚从北京参加中共十四大会议回来。那个首次破除党的领袖“终身制”的会议，决定了中央军委的重大人事变动，也是将军心情格外好的原因之一。 近几年来随着电视剧《亮剑》的热播，男主角李云龙的原型——王近山的名字也响亮起来。而在十多年前，“王近山”是个被人遗忘在某个角落的名字。采访尤太忠之前，我曾向许多熟悉王近山的老人了解他的情况，大多是吞吞吐吐，不愿多谈，以一个“唉——”声长叹应对；有的一提到“王近山”的名字立即兴奋起来：“他能打啊！”接着一个“但是……”就不愿谈了；有的甚至警觉地问：“写谁不行，为什么要写一个犯了错误的人？” 尤太忠将军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他听说我要写王近山，一反过去不参加社会活动、不接受采访的惯例，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这一年里我曾多次联系采访，均被他一口回绝）。他还破例把我安排在他的书房里单独谈。将军夫人王雪晨后来告诉我，将军一般都在宽大的会客厅接待来访者，很少在书房接待客人。 我清楚地记得，他谈王近山打仗的事时兴致勃勃，充满了由衷的敬意；谈王近山遭受的挫折时心情沉重，充满了深深的惋惜；谈到王近山建国后和“文革”中的境遇时，有一种欲拔刀相助而难酬其愿的悲怆气概。 在1992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代战将——回忆王近山》一书中，有尤太忠将军写的一篇文章，将军写道：“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就与王近山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一起战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同在八路军129师。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同志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为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后来又任3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和政委，我们都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我们从王近山这位老首长、老上级身上学到了许多革命斗争经验。我们一直深深地怀念他。” 曾经在战争岁月所向披靡、战功赫赫的王近山将军，却在和平岁月跌了一个大跟斗。建国后，王近山将军不顾领导和战友的劝阻，执意与自己的结发夫人离婚。他的个人目的达到了，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撤销公安部副部长职务，行政降为副军职，并由中将衔降为大校衔，下放到河南某农场任副场长。 那一天，尤太忠将军向我讲了许多王近山将军打仗的故事。后来，我根据这些素材，写出人物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