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俊论刘化童解读.doc

钟表是最能精确计量时间的媒介，尽管更多时候，人们从未对精确性提出如此严苛的要求。麦克卢汉说，“机械钟表有助于创造一个数量化和机械的宇宙的形象”，“不靠个人独特的经验计量时间，而是用抽象的统一单位来计量时间，这种方式计量的时间慢慢渗透进了一切感知生活”。[1]也许，还应存在另一种时间的载体——日记。这本生命的账簿记录着以时间为序列的感性经验。它不够精确（最小计量单位仅为“日”），不曾统一（每天任何时段都能写，通常是晚上，偶尔也会隔天补写，甚至几天不写日记也无妨），却充满私密性（它是无法公开的自言自语，让自己的眼睛成为笔迹的听众）。总之，日记以事件与情绪来计量时间，它的标准唯个体与私人而定。 ? “我带走生命给我的时间／然后，在钟表拒绝行走的那天／把空白的日记锁进骨灰盒”（《日记》） “学会用日记本合上自己的视线”（《学会》） “蝗虫般的字迹渐渐吞噬着日记本／它从不承认过去的已经发生／也不曾认可真的能够过去”（《给你们》） ? 刘化童的诗集《往世书》中收录了2003年至2013年的日记片段，单独列出，被命名为“断片集”。这是经他裁定的日记里尚能公开的部分。有幸的是，我是至今唯一看过他全部日记的人（那些日记也可能是我的，而我却将它错认成是刘化童的）。或许，将来也不会轻易示人。2002年前的日记，由于搬家的原因，意外遗失了：这令他懊悔不已，犹如局部的生命也随之死掉。此后的日记（除了他刻意销毁的两本以外）则悉数被他束之高阁在一只带有密码锁的箱子里。就如同大多数执着于写日记的人，刘化童也更愿意把自己拘禁在内心的囚笼里，借此抵挡外部世界的过度入侵。他小心翼翼，躲避着他人的接近，害怕不经意的触碰会引发不安——颇有些类似于叔本华的“豪猪困境”（hedgehogs dilemma）[2]——未必会允许有谁能像我一样获得信任，看完他所有的日记。 日记是人把生命抛掷在时间之流里的病变切片样本。在刘化童的日记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认可了日记本身的无意义，同时投之以不信任感。他不无调侃地说，“人之所以写日记大约是和狗在电线杆上撒尿同一个道理，狗所做的是在空间的坐标上圈定自己的疆域，人所做的是在时间的坐标上证明自己的存在”。在此种存在里，他深信，“写流水帐一样的日记，是对流水帐一样的生活最好的报复”，既然生活大抵缺乏意义，作为审核生活质量的日记又有何意义呢？“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语），并不能够反证：经过反思的生活就一定值得过。于是，刘化童对他的生活与日记铺设下最低纲领——生活不至于沦为一场疾病，并且“我要努力不使我的日记沦为病历卡”。当意识到某一阶段的日记已经恶化为生活里不断扩散的癌细胞，他不得不亲自动手切除的时候，他都不忘在术后观察的第一天写下：“日记就是的巨大的石头，我如西西弗斯般将它从山脚推向山顶，然后滚落下来继续推上山。就这样，没有了局。写与毁，同样地多半也是交替发生，没有了局”。然而，在写与毁的意志博弈里，日记的意义究竟几何？诚如他自己说的，“日记和剧本的区别仅在于先有事实，还是先有记录。为了人生如戏，何不在清晨就写下日记，并且严格恪守文字地‘演’完这一天”。 在他看来，日记既是生活的同谋者，又是伺机报复生活的叛逆者。就此而言，刘化童将卡夫卡视为先行者。莫里斯·布朗肖曾在《文学空间》里大量展示了对于卡夫卡日记的研读成果，他认为，书写日记的习性至少暗示了一点：“这确是艺术活动的风险之一：躲开时间和在时间中劳作的各种难处，而又不放弃社会生活的舒适和超脱时间的劳作的显然的方便。艺术家往往给人那种弱者的感觉：懦怯地躲在自己作品的封闭领域里，在作品中艺术家以主人姿态，我行我素，得以对她在社会中的失败有所补偿”。[3]日记，就是避开社会时间从而给个人留有独处余地的文学空间，它的封闭保护着懦怯的个性，以此抵挡外界强加而来的绝望感。正如布朗肖为写作者所给出的定义——“某人动手写作，是由于绝望所致”。[4] 因此，必须直面日记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功用：借由重读与回忆的催发，日记是个人与社会的交叉感染，是懦怯与绝望的反刍。哪怕在绝大多数日记写作者那里，日记的私密性不仅是针对外人的，同样也可能一视同仁地针对自己——日记只是回忆的备份文档，它封存已久，就连自己也未必有调阅它的兴趣（至少，据刘化童说，他并没有重读日记的迫切愿望）。但是这又何妨，它并不因此而改变日记是回忆的载体。 毋庸置疑，浸润在日常琐事中依旧不知疲倦地书写日记的人，必然是视回忆为永恒，且把它当作财富来珍藏的守财奴。这类人势必会走向一条卡尔·克劳斯所谓的“目标即起源”的逃路，而终点则是不知不觉地成为柏拉图主义者。柏拉图《斐多篇》（Phaedo）里的观点是：灵魂不朽，它的永恒性并非在未来迎接着我们，而是迫使我们不断地回溯到过去，乃至出生以前，去重拾理念寓于其中的回忆。换言之，柏拉图钦定的不断探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