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在国家政治话语中的演变与意义建构杂志社定稿..docVIP

舆论监督在国家政治话语中的演变与意义建构 徐晓波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本文以1950年以来中共中央文件和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涉舆论监督的话语为分析文本，对作为国家政治话语的舆论监督及其意义演变和建构进行了探讨。认为舆论监督在国家政治话语中经历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协商对话、权力监督、民主政治权利这四种话语类型的演变。从初期作为一种“改进工作和防止官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到“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民主政治权利”，舆论监督的所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下国家政治话语对舆论监督的意义建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使舆论监督具有广阔的学术话语空间和新闻实践话语的可能。 关键词：舆论监督；政治话语；意义建构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 (2010)01-0036-07 一、文本选择与话语类型的确定 近年来，学界对于党的几代领导人关于舆论监督的话语及其思想的研究十分热烈，也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对于诠释舆论监督的实践和建构舆论监督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价值。但是，由于不同的领导人关于舆论监督的话语文本涉及到不同的社会政治历史时期，表述角度、方式和内容也各有不同，其语境和意义也呈现复杂性和差异性。也正是因为如此，对于他们涉及舆论监督类的话语，也有意无意地出现了不少差异性较大的解读和诠释。诚然，任何一种理解和诠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视域的意义重构，但是，如果脱离文本整体结构或言说语境来随意进行诠释，或者仅仅只是对党的领导人关于舆论监督的话语和思想进行阐释和研究，就不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舆论监督的话语演变和意义建构过程形成全面、历史和客观的基本认识，也难以对当下国家政治话语中舆论监督所指涉的意义有完整准确的理解和阐释。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的考虑，笔者在此将研究的视点转为对中共中央的决定、决议等文件（不包括中央部门如中宣部和地方党委的文件），以及中共党的主要领导人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涉及舆论监督的话语文本的研究，力图从中厘清中共关于舆论监督话语的发展演变和意义建构过程。作为中共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中共中央所发布的文件，是对一定时期和一定环境条件下所面临的历史或现实任务、重大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某个时期或某个方面的中心工作等，所作出的全面系统的决议或决定。这些决议或决定中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既包含着党的领导人的思想，又是党的领导机构经过一定的程序进行集中决策的产物；而中共党的主要领导人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是经过党的中央委员会反复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而最终形成的，代表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对本届工作的全面总结和下届工作的系统阐述。两者均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据此，我们选取自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至2008年之间，以中共中央名义公开发出的决定、决议或条例，以及党的领导人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所有涉及舆论监督的内容作为分析文本。以此为标准，纳入我们分析视野的文本有： 《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50年，以下简称“批评和自我批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1954年，以下简称“改进报纸工作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1981年，以下简称“媒体宣传方针决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以下简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994年，以下简称“党建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定》（1996年，以下简称“建设精神文明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3年，以下简称“党内监督条例”）、《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以下简称“构建和谐社会决定”）、《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2008年，以下简称“惩治和预防腐败规划”），以及中共党的领导人在十三大至十七大中向大会所作的报告。 根据上述文本形成的社会政治历史语境的不同和语词及其所指的差异，将其分为几个不同的话语阶段：（1）1981年以前。毫无疑问，1949—1981年，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差异很大，尤其是其间经历了十年“文革”。从舆论监督的话语演变和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看，十年“文革”是舆论监督的一个“断裂”时期。在此期间，新闻媒体成为政治运动和“大批判”的工具，党内党外已无批评与自我批评可言，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党的领导人没有、也不可能就新闻媒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布文件和发表言论。1981年中共中央作出的“媒体宣传方针决定”实际上是1950年代决定和决议的延续，是当时普遍倡导的“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