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媒趣味研究的三种理论范式..docVIP

论传媒趣味研究的三种理论范式 张桂芳 所谓传媒趣味是指由现代传媒所发布、引导，并经大众接受和创造所形成的带有群体特征的文化意趣。现代传媒与趣味的联姻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早在传媒诞生之初，即便是到了18世纪，欧洲等国的大众传媒还与大众审美趣味无关。它们除了刊登与公共管理、商业和制造业有关的规定和广告之外，再就是发布一些市场行情、生活用品价格和交易所行情以及水位报告等内容。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报刊、广播等大众传媒突破了权贵垄断，将诉求主体扩展到普通大众。其内容则一改往昔由政界、工商消息包揽天下的局面，代之以普通大众对服务、权力和文化的各种需求。由此，大量的与审美志趣相关的文化艺术、娱乐休闲、偶像明星、生活趣味等内容成为现代传媒的座上宾和看家花旦。尤其在电视、网络等以视觉形象接受为主的现代传媒出现之后，现代传媒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审美意味就更加突出和鲜明了。现如今，现代传媒已经成为当代大众进行文化娱乐的核心载体，更加深刻地影响到了大众审美趣味的形成和发展。当然，现代传媒与大众趣味的进一步合流是社会系统各要素相互联动的结果，其中既与市民阶层的崛起、民主政体的确立相关，也与现代化进程带来大量的闲暇时间相关，同时也与媒介技术的心智化相关。现代传媒与大众趣味之间关系的这种深刻变动也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注意，相关研究从上个世纪30、40年代开始就活跃起来并持续到现在，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三种较为成熟的理论范式，对认识当代传媒趣味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立足批判的传媒趣味研究 对传媒趣味研究较早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以阿多诺、本雅明、霍克海默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派是20世纪30、40年代崛起于德国法兰克福的学术团体，也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精神在20世纪的传人。其成员还包括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哈贝马斯等人，以及更为晚近的本·阿格尔、道格拉斯·科尔纳和斯蒂芬布隆纳。尽管它可能以取悦于受众的形式出现，但这却是一种更为巧妙、更为隐蔽，也因此是更为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工具。对于以报纸、广播、电影和电视等为代表的现代传媒，阿多诺等人直接将其认定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文化产业的帮凶，即它们是“特别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或者说，文化工业就是在现代传媒中诞生的，是从“诸如电影、广播、爵士乐和杂志等所有富有特色的媒介中形成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现代传媒越来越成为制造、传播文化产品的基地和手段，这也就使现代传媒与受众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和趣味状态有了十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随着受众日益延长的休闲娱乐时间而更加紧密。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视野中，这种紧密的联系最终导致了受众趣味的堕落，而且成为意识形态的傀儡。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传媒及其趣味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阿多诺等人看来，现代传媒作为一种技术工具，其机器性和效率性要求使得传媒文化产品必然走向标准化、平面化，扼杀了文化产品所应有的独创性和丰富性，最终使受众的审美趣味也变得同质化、单一化，丧失心灵的深度，成为迷恋感官刺激的享乐动物。阿多诺认为，现代传媒如同大的工厂，按照生产流水线来加工和组装文化产品。在这种事先制订好的流水作业中，整齐划一、秩序井然成为必然的要求，而对文化艺术产品极其重要的激情、创造性和个体性则被排除在作品之外，艺术家则堕落为熟练的装配工人。对此霍克海默曾说：“不但颠来倒去的流行歌曲、电影明星和肥皂剧具有僵化不变的模式，而且娱乐本身的特定内容也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它的变化也不过是表面上的变化。”尤其当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成员从德国避难到美国之后，他们更是在好莱坞的电影棚中发现了这一秘密，“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 现代传媒不仅因其技术理性导致文化的平面化和标准化，而且现代传媒本身同时也是大型的商业集团，它们在内容的生产和制造上必然将会服务于攫取最大利润这一目标。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判定，文化的商业化必然会导致文化产品水准的降低。为求得最大的受众群体，现代传媒总是削平文化的独创性和个性色彩，寻求受众趣味中的共同元素进行挖掘、培养和传播，由此，他们认为文化必然也会从心灵的原创，走向感官的同质化，而所谓的尊重受众口味，也必然演变为搜奇猎异，媚俗娱世，导致受众趣味的世俗化、低级化。既便是娱乐本身也成为资本主义和商业逻辑生产自身的方式，“晚期资本主义的娱乐是劳动的延伸。人们追求它是为了从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养精蓄锐以便再次投入劳动”。因此阿多诺直接宣称，在商品化的大众文化产品面前，受众只能是被“算计的对象，是机器的附属物。顾客不是上帝，不是文化产品的主体，而是客体”。这种指认和批判不仅严厉，而且深刻。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还认为现代传媒还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它通过提供虚假的精神满足，使受众成为意识形态所操控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