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docVIP

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 金观涛 刘青峰 1、历史研究中的“岐路花园” 2、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和“稳态”分析 3、马克恩、帕森斯和所谓的历史控制论 4、结构主义的困境 5、异化机制：社会结构稳态的破坏 6、结构和非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的容量 7、社会结构演化的四种模式 8、结束语 我想象它建立在神秘的山巅……，我想象它 隐没在稻田之中或水底下，我想象它是无限大的， 不只是有八角形的亭台楼阁，而且还有河流、省 区、王国。这是一座迷宫中的迷宫……，一座蜿 蜒迂回，永远扩展着的迷宫。 —波赫士：《岐路花园》 历史研究中的“岐路花园” 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学家是不幸的。科学及科学规范毫不留情地占据、切割着历史学研究的固有阵地。本世纪上半叶，年鉴学派的大师们在深感史学理论和方法危机的情况下，自觉地接受了挑战，在追求整体性历史研究中开辟了新路。学者们在经济史、人口社会史、城市及区域发展史等领域中努力建造与自然科学规范接近的社会科学。数十年来，这种努力获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在这一追求过程中人们又逐渐认识到，这是一条艰巨而又布满陷井的研究之路。这使得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学家进退维谷。一方面他们必须遵循科学规范所要求的实证和清晰性，这使得他们倾向于寻找具体而又细小的题目；另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不但掌握起来有巨大困难，而且还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这又促使他们向传统的史学方法（包括考据方法）倒退。为了掩盖这种倒退，他们不得不在这些细致琐碎的小题目上给出点类似于“小玩艺儿”的理论解释。但是，历史研究的危机加之于历史学家心理上的负担是如此沉重，使他们不得不时常声明历史是处于科学和艺术之间的中立地位，来为自己寻找立足之地。可悲的是，他们却同时受到科学家、哲学家的攻击，受到文学艺术家的嘲笑1。 在哲学家看来，历史研究完全应该遵守科学逻辑的制约。早在1942年，著名科学哲学家亨佩尔（Carl·G·Hempel）发表了一篇关于史学方法论的论文：《历史中普遍定理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2。这篇论文明确指出，历史解释和科学解释在原则上（也即方法论上）并无不同，因而可以把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系统地引入历史研究。 亨佩尔论证道：在历史学研究中我们解释事件Y为什么发生时，通常只是指出促使事件Y发生的另一事件X（或事件组），接着阐明X和Y之间联系的普遍有效性，这样才算解释了历史事件Y。他指出，这种方法和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分析完全一致。因为X在时间上早于Y，相当于原因，X导致Y的一般规则就是普遍因果律。 因此，亨佩尔以分析哲学的形式把历史研究的逻辑表现为如下格式： （1） C1、C2、C3 …… Cn n ≧ 1 （2） L1、L2、L3 …… Lm m ≧ 1 （3） E 其中，C1、C2、C3 …… Cn是条件组，L1、L2、L3 …… Lm是普遍规律，E是被解释的事件。50年代后，亨佩尔又把概率解释补充到他的历史解释模式中来，企图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一套符合科学规范的新研究方法。 亨佩尔的论文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的持久争议。在历史学家看来，亨佩尔机智地提出了历史解释和科学解释的相似性是具有启发性的，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则是不成功的。最多也是最苛刻的批评是，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完全不同，所以不能生硬地搬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这里，我们暂且不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拿方法实际应用的情况来说，亨佩尔简洁漂亮的逻辑对于分析社会复杂历史事件显得隔靴搔痒，无法实施。 确实，大多数理论历史学家在解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时，或者从某种比较研究中企图概括出几点普遍规律时，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亨佩尔的分析模式。但是，历史研究的困难并不在于历史学家是否在理论上承认并愿意应用这种模式，而在于如下两点： 第一：那些作为原因（或称条件）的先行事项往往无限多，不可穷尽； 第二：历史研究中，条件组C也是某些事件（或现象），而作为结果的事件组E往往可以反过来影响C，这也就是历史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