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五六十年代诗歌概述解析.pptVIP

它们有一定含蓄性，更注重明快性、多用反复渲染、铺陈排比手段，往往节奏鲜明、音韵铿锵，适合朗诵，具有很强鼓动作用。 它们在使诗歌拓宽情思境界，丰富把握世界的艺术方法，扩大同人民的联系，拓展于民众有益的影响等方面，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公刘的《哎，大森林！》、杨牧的《站起来，大伯！》、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等政治抒情诗。 这些诗在题材、主题、表现手法、同人民的联系、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较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更有一些新开拓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舒婷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膊， 　　—— 祖国啊！ 　 　我是贫穷 　　我是悲哀 　　我是你祖祖辈辈 　　痛苦的希望啊， 　　是“飞天”袖间 　　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 　　—— 祖国啊！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 　　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绯红的黎明 　　正在喷薄， 　　—— 祖国啊！ 　 　我是你十亿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是否是诗，关键不在于有无观念演绎，而在于这种演绎是否融合在，决定诗之所以为诗的抒情性、意象性等之中。 诗歌是一种抒情艺术，脱离诗的抒情性、意象性等的理念演绎决不是诗，但优秀诗人往往也有哲人的理智头脑和深邃目光，其优秀诗作往往也能给人以智性启迪有丰富理趣。 在这些伏秀诗作，哲学的思辩理趣，扎根在情感里，寄托于意象中，对于诗的抒情性、意象性，不是通行障碍物，而是力量添加剂。 五十年代选择了属于他的诗人，年轻的能适应这一时代政治要求的诗人，他们从小就受革命的教育，比如象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瑛，公刘，邵燕祥等人，他们具有青春的激情并且也有思想的深度，于是成就了这一批诗人。 哎，大森林!-------公刘 哎，大森林!我爱你，绿色的海! 　　为何你喧嚣的波浪总是将沉默的止水覆盖? 　　总是不停地不停地洗刷! 　　总是匆忙地匆忙地掩埋! 　　难道这就是海?!这就是我之所爱?! 　　哺育希望的摇篮哟，封闭记忆的棺材! 　　分明是富有弹性的枝条呀， 　　分明是饱含养份的叶脉! 　　一旦竟也会竟也会枯朽? 　　一旦竟也会竟也会腐败? 　　我痛苦，因为我渴望了解， 　　我痛苦，因为我终于明白 　　海底有声音说：这儿明天肯定要化作尘埃， 　　假如，今天啄木鸟还拒绝飞来。 　　1979年8月12日写于沈阳　　(选自《星星》1979年10月号) 这些诗人有着一定的共性 第一，在青年时期就投身于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这些生活成为他们许多作品中经常触及或者是表现的主题。 第二：大多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在延安也大多接受过如“鲁艺”等学校的熏陶和中外文学的影响的。 第三：这些诗人在诗歌创作的早期广泛涉猎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如戏剧、小说、通讯等文学体裁。 50、60年代诗歌的特点： （一）题材的广泛性与约定性的结合 广泛性：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祖国，表现工厂、农村、建设工地、边疆哨所、各行各业先进人物、新的生活面貌、志愿军英雄人物和事迹，等等。 约定性：歌颂新时代、新生活作为主旋律，对社会阴暗面的暴露和社会矛盾揭示很少。 （二）热烈明朗的调子与绚丽多彩的着色 相统一 基于颂歌在内容和题材上的规定性，这一时期的作品，调子是热烈而明朗的，色彩是绚丽而多彩的。 （三）直抒胸怀与触物生情式的艺术方法之定型 诗中出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基本上是阶级和集体的代言人，诗中的“我”是带有阶级共性的“大我”，而不是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诗人自己，不是“小我”。 （四）基于颂歌模式的需要和制约，本时期诗歌在语言上大都率直热烈，且不避讳在诗中出现政治术语。 “ ‘颂歌’作为一个时代的诗歌现象，它突出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不能说没有贡献，至少在新诗表现空间的开拓方面，它做了前人未能做出的成绩。但诗歌的功能被限定无论如何是一个弊端。这个弊端由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它的内在矛盾的显露而逐渐表现出来” 。 “一个时代的诗歌会有自己的主调，但一个时代的诗歌若只剩下或仅仅允许主调的存在，那就是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