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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波转型及十二五发展方略 研究中国的中期发展问题，包括“十二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必须要跳出狭隘的眼界，尤其要摆脱既有的惯性思维，着力从历史和世界大视野审视中国未来几十年如何实现第三波转型，进而在此基础上，确立中国的阶段性发展方略和阶段改革方略。 中国面临第三波转型 从历史和世界大视野审视，中国现在面临第三波转型。这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转型。 第一波是社会制度转型。中国的现代史是从1919年开始的。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中国人民当时是站在哪里呢？笔者说“站在世界的边缘”。当时，本来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但是非常遗憾，并没有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思去做，很快就抛掉了新民主主义。以1956年为标志，由新民主主义模式转为苏联式的社会模式。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历史上是“流星”，很快闪过去了，闪过去之后就堕入了“斯大林模式”。 第二波转型是经济体制转型。标志是1978年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个雏形应该说已经建成，但是改革仍然在攻坚的过程中，第二波转型远远没有完成。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世界上一个新兴经济国家，应该着眼于未来，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上，从更大的视野、更高的层次思考中国转型的问题。下一波转型，第三波转型，应该转向哪里呢？笔者在《第三波转型》中提出三条： 第一，由边缘到前沿。中国现在虽然站起来了，但是还是站在世界的边缘上。考察当代世界，中国被“边缘化”的问题十分严重。例如，拿货币来说，经济格局中最重要的是货币体系格局，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日本，有可能一两年后变成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世界货币体系里面人民币基本上没有地位，这很不相称，很不匹配。其他方面“被边缘化”的问题屡见不鲜。这种“被边缘化”的局面能继续下去吗？思路一打开，下一步中国应该由边缘向前沿转移，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期待。 第二，由隔阂到融合。中华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先进文明之间有交融的一面，但也有很深的隔阂。比如，日前对上海、杭州等地出现中外混血青年的议论较多，有的人甚至是贬斥。我们的现代文明跟人类的进步文明还是有很多隔阂。去年故去的人类文明理论家亨廷顿先生有一本著作叫《文明的冲突》，笔者的论著中，没有用“冲突”而是用的“隔阂”一词。按照世界和谐的期待，中国的文明应该和世界其他的先进文明，逐步逐步地交融，虽现在还很难融合到一块儿，但是应该通过交融，最终达到“融合”。现在世界上，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斯宾格勒的“活力论”，有汤因比的“成长论”，有列维一斯特劳斯的“均衡论”，等等，笔者提出是不是可以探索一下“未来文明融洽论”。因为，中国如果要先一步真在这个世界上崛起，那么就必须由隔阂走向融合。在浙江，笔者一再讲，有“三个浙江”：本地浙江、中国浙江、全球浙江。到世界看看，多少浙江人啊。要有前瞻的眼光，共同打造人类文明。 第三，由不可持续到可持续。这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期待。归纳笔者的思想，概括成24字：“告别边缘、告别隔阂；走向复兴，走向融合；兴而不肆，融而不阿。”中国要振兴，要复兴，但是不应该放肆，不应该傲慢，尤其不能够独霸天下。要交融，但是不阿谀、不卑下。之所以一开始讲中国的“第三波转型”，就是试图为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国家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在中国“第三波转型”的长远背景下，“十二五”期间中国如何发展？笔者认为，中国的转型发展方略应实行八字方略：“人本、绿色创新、协调”。 人本：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正处在发展阶段转换中，其中之一，就是由生存型阶段向“促进人的发展阶段”转型。适应阶段转换，必须抛弃“GDP至上”的惯性思维。在2009年6月国务院研究室召开的“十二五”期间中国发展战略专家会上，笔者建议用HDI（人类发展指数）作为新的重要考核指标。根据笔者在《人本体制论》阐述的内容，这里强调四点： 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从横向来说，这里的人不应指某一部分人，甚至也不应该指多数人，而应指“全体人民”。近年来，有一个流行的话叫做“让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个理念只停留在某一部分人和所谓“多数人”，不妥。你不让哪些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所谓“少数人”是谁？应该讲“全体公民”或全体纳税人。就实际来说，在人的问题上许多工作没有做到位，尤其是而对弱势群体，比如城里的下岗职工、农村的贫困农民、几千万残疾人，这都属于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角落。这凸现出对人的边缘关怀或者低层关怀的缺失。而中国现在两极分化比较严重，要改变这种格局，尤其需要边缘关怀、草根关怀。贫富差距大当然令人可怕，但最可怕的是这种贫富差距过的格局补制度化、定型化。只要不固化就有办法调过来。一旦贫富格局固化，那么国家就很危险。要给草根阶层、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