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面面观.docVIP

诺贝尔文学奖面面观 斯特林堡所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诺贝尔曾在1895年的遗嘱中约定：诺贝尔文学奖应当颁发给那些创造了“在一个理想方向上的最杰出的作品”的人。作为诺贝尔的同时代人，当斯特林堡指出“理想倾向的”(idealistic)与“理想的”(ideal)这两个形容词意义有别因而违背遗嘱时，他很可能是正确的。但他并没有提到两者的区别何在。诺贝尔所用的“理想的”这一形容词的意义问题——向来被认为是奇特的甚至是反常的——几乎被讨论了一百年，论者提出了多种“解释”。正如爱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在其著作《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标准研究》(1991)中所指出的：“的确，文学奖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不断尝试解释这一道语焉不详的遗嘱。” 诺贝尔给我们提供了五项标准，其中三项是对五项奖普遍有效的标准，另两项是特别为文学奖制定的。(1)“颁发给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益处的作家”。这是在遗嘱的相关段落中第一句话就引进的一项基本标准。(2)“在过去的那一年”，出于明显的理由，这里被解释为：作家被提名时应当是健在的——没有莎士比亚的席位，其作品应当是在当时就有影响力的。(3)“不考虑候选人的国籍”。这是一项有远见的标准，虽然没有与十九世纪末叶的民族浪漫主义保持一致。最近十年来，它已经尽可能地得到了广泛的运用。(4)“颁发给那些人他们将创造出……最杰出的作品”。这当然意味着文学上的优异。(5)“在理想的方向上”。这句话与一项包括对遗嘱修改稿进行调查的语言学的分析是相吻合的，它意味着；“在通向一个理想的方向上”，在这里，理想的领域在上述第一项标准中已经挑明。 由于保守的常务秘书维尔森(Carl David af Wirs)早就奠定了这种取向，诺奖评选的最初几年，在文学院的讨论中导致对遗嘱中“理想倾向的”这一词的解读，没有兼顾到特格纳(Esaias Tegna)等人的研究成果。这一取向的形成源出于瑞典哲学家波斯崔姆(Christopher Jacob Bostrm)的精神；德国美学家费希尔(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也曾倡导过理想的现实主义，维尔森可以说是步其后尘。无疑，斯特林堡注意到这一点，因此提出反驳意见。 理所当然，文学院的态度，反映在颁奖评语的历史中。在最初三十年，几乎每隔两年的评语都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采用“理想倾向的(地)”之类的词语。 但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日渐摆到前台来了。爱斯普马克采用报导和通信之类的资料，在上述那本书中考察了评选标准。他的增进知识的研究已经揭示了与时推移的支撑种种决策的观点，例如文学上的中立倾向(在一战期间，北欧作家得到意外的青睐)，宏伟的风格(仿效哥德的提法)，普遍的趣味(与民族的或受制于其他方面的趣味相对立)，先锋(承认首创的和独特的作品)，一种实用的态度(注重有意义的但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因为既没有什么最佳作家，也没有共同尺度)。这样一来，在好些年的评奖讨论中就有多种不同的内部依据。 另一方面，对外公布的颁奖评语，形成了一种正式的信息资源，鲜明地表达了文学院的评奖宗旨。对此进行一项研究，自然可以揭示出对于刚才例举的那些支撑决策的各种依据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应并不怎么丰富，这幅图画有点儿复杂。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注意到重复出现的若干依据。 就颁奖评语中的更通常的因素来看，首先是提到获奖作家降生的国家，有时也提到作家来自哪一个洲。这适合于好几位作家的颁奖评语，例如，德勒达(Grazia Deledda)的笔下在她故乡撒丁岛的一幅富于立体感的图画，法朗士(AnatoleFrance)的高卢人气质，川端康成表达在日本精神特征中的极为敏感的天性，莫里森(Toni Morrison)赋予美国现实的本质方面以活力的幻想的力量，聂鲁达(Pablo Neruda)给一个洲的命运和梦想带来活力的一种自然的力量，等等。 尤其是在初期，文学院往往指出某一部作品作为颁奖的主要理由，但无论如何，自从1965年给萧洛霍夫(Sholokhov)“顿河的史诗”这一评语之后，就再也没有提到某一部作品了。其他以这种方式提到八本书是蒙森(Mommsen)的《罗马史》，斯皮特勒(Spitteler)的《奥林匹克之春》，哈姆森(Hamsun)的《土地的生长》，雷蒙特(Reymont)的《农民》，托马斯·曼的《勃登布鲁克家族》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杜加尔(Martin du Gard)的《蒂波一家》，以及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仅有一次在颁奖评语中将一位作家称为先锋：T.S.爱略特(T.S.Eliot)。但是，皮兰德娄(Pirandello)是因为他大胆而巧妙地复兴了戏剧的场景艺术而受到赞扬，福克纳(Faulkner)是由于他在艺术上对现代美国小说的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