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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和合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摘要]和合管理是一个内涵丰富且中国文化特色鲜明的概念，代表着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精华。和合管理是西方管理思想百年演进所昭示的必然结论，是当代管理理论发展的共同趋向，又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精华实践价值的典型体现，更为当今复杂多变环境下组织管理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可以成为构建中国式管理理论的“合法性”基础。 　　[关键词]和合；和谐管理；中国式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3-0016-06 　　和合管理思想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精髓。作为一个既有中国文化底蕴又有时代内涵的概念，和合管理立足于传统民族文化心理和传统管理文化，以西方管理思想百年演进历程为参照，以当代组织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趋向为基础，发挥其包容多元、动态平衡的整合功能，为应对当今复杂多变环境下的组织管理问题提供了有实践价值的解决思路，也为创建中国式管理理论或管理模式提供了合理的理论框架。可以说，传统和合管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正在获得日益广泛的认同和共识。 　　一、和合管理思想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精髓 　　“和合”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概念。就词义而言，古文字中“和”、“谐”、“合”单用是可以互训的同义词。《广雅·释诂三》有“和，谐也”；《玉篇》有“谐，和也”；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有“和，犹合也”。“和合”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的《国语·郑语》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墨子》、《管子》中都提到了“和合”。“和”、“谐”连用，现在所见最早的约出现在汉代，如《诗·周南·关雎》有“关关雎鸠”，西汉经学家毛亨传：“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和”是异质、对立因素的并存共处，即“和而不同”、“和实生物”；“谐”由多种音律的谐和（《尚书·舜典》有“八音克谐”），引申为不同因素间的协调；“合”即多种因素的协调、联合或统一。可见，在中国文化中，“和合”与“和谐”的内涵本质上是一致的①。如管子曰：“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而能谐，谐故能辑。”（《管子·兵法》）相对而言，“和合”在承认差异、冲突的同时，更强调“合”即“融突”后的整体状态或化生新事物的意蕴，所谓“合而为一”或“和合而生生”，因而更具中国传统文化韵味[1]。 　　就内涵而言，“和合”是儒、道、墨、法等各家各派所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集中反映着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本精神。《国语·郑语》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确立了和合思想的经典内涵，即不同事物的平衡与融合或多样性的统一，产生新的事物。“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认为“时、利、和”三个因素中，“和”具有最高的价值。荀子提出“和则多力”的观点，即“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 “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愅诡而有所至矣。”（《荀子·礼论》）道家以“和”为事物发展的动力。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庄子提出“德之和”，“夫德，和也。”（《庄子·缮性》）道家思想中阴、阳两极对立互补、动态协调而成的“太极图”成为和合思想形象而又深刻的阐释。《墨子》认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成功的原因是“教驯其臣，和合之”（《墨子·兼爱中》）。《吕氏春秋》还有“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的说法。这些都表明，各家都认可，不同甚至对立因素的和合，事物才能顺利发展，“和故百物化焉”（《礼记·乐记》）。可见，既承认“和”，尊重多样性、差异性，又协调、融合不同的事物，通过宽猛相济、仁礼相谐、德法并重、执中行权，达到身心、人际、群己、天人之间的和合，是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基本内涵。 　　众所周知，儒、道、墨、兵、阴阳等各家的抱负都不在于纯粹的学理思辨，而在于“治国安邦”、“治平天下”的实践智慧，如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指出的：“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这就使得传统和合思想具有了自觉的管理意蕴。如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致中和”，孟子的“治民之产”与“以德服人”，荀子的“隆礼重法”或“王霸杂用”，庄子的“合异以为同”等，表达的都是对国家、社会的管理主张。可以说，从和合走向和合管理是传统和合思想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论。 　　传统和合管理思想在当代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借用有“管理学先知”之称的玛丽·福列特的说法，和合管理有助于实现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各种管理方式之间、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锁定、相互关联”所形成的一个“功能整体”或“整合的统一体”（integrative unity）[2]。通过和合计划、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