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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任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摘 要】“信任”大体上是1970年代后在西方学术界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信任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国内外的学者们充分意识到信任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而进行了大量的信任研究。文章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信任资源缺失进行评析，并就信任问题的未来研究方向给出了简要说明。 　　【关键词】信任；研究；回顾；展望 　　信任一直是人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在国际社会学界，信任问题的研究没有多长的历史，直到20世纪70年代，信任才成为社会学的专门课题。 　　一、信任的定义 　　国内学者在有关的信任理论研究中，一般把信任的概念作为一个公认性的概念而不做专门的解释。除了陈介玄、高承恕界定了台湾企业中的“信任”，即一种人情付出与理性算计的结合。但也有学者给出了自己对信任概念的理解。如西南财经大学程民选教授根据对各种有关信任定义的研究，对信任给出了如下定义：信任是社会性相互作用或人际互动中，人们相信被信任的一方的行为有利于自己或者至少不会有害于自己的信心。信任是对他人不确定行为的一种心理预期，从而做出风险性决策或选择。而武汉大学的叶初升、孙永平认为：“信任是指行为主体在交往中恪守承诺，并相信他人也恪守承诺”。郑也夫在提出信任时间差、不确定性、当事者没有客观的根据绝对的相信你三个特质的基础上，将信任定义为一种态度，属于主观的倾向和愿望，表示愿意相信包围它的环境、周围的世界、和他合作的人和行为。 　　对于信任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各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但是由于考察视角不尽相同，对于信任定义人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相反，较多信任定义并存导致我们对信任的认识不是日渐清晰而是愈加混乱，也给研究带来矛盾。 　　二、关于中国信任资源缺失的研究 　　学者们尤其是我国学者们对于当代中国信任资源缺失、信任度下降做了一定的学理探讨，他们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各有不同，韦伯、福山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社会信任度；王飞雪、山岸俊男则从中日美三国的角度进行了对比研究；有的学者对韦伯、福山的论断进行了反驳，认为中国其实是一个高信任度社会；有的学者从中国社会结构出发，认为中国的传统乡土社会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信任是建立在血缘和关系本位之上的；还有的学者分析中国之所以处于低信任度社会，这跟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相关。 　　（一）国外学者关于中国信任资源缺失的研究 　　国外社会学家关于中国人信任的论述中，具有最为重要意义并且产生了显著影响的首推韦伯。韦伯区分了信任的两种类型：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他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亲缘或类似亲缘的纯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优势和宗族纽带而得以形成和维续的特殊信任，而对那些置身于这种血缘家族关系之外的他人而言，中国人则表现为一种普遍的不信任，并认为中国社会缺乏诚信的根源就在于中国文化的特点——儒家文化。 　　福山也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信任。他认为中国信任问题本质就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它（儒家文化）的核心是把家庭奉为社会关系最完美的化身——中文称为‘家’——家中的所有人都要服从它”。因此，福山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社会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同样法国和意大利南部地区也属于低度信任的社会（信任仅仅存在于血缘关系上的社会），而美国、德国和日本则属于高度信任的社会（超越血缘关系或者说是建立在弱关系之上的社会）。福山显然是继承了韦伯的关于中国是低信任度社会的思想，中国重视家庭的观念导致了对非家族成员的外人的不信任，这阻碍了中国的团体与市场的发展。 　　英高赫（Ronald Inglehart）三次对几十个国家（包括中国）进行的“世界价值调查”发现，一般而言，受新教和儒家学说影响的国家比受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影响的国家更容易产生信任，这似乎印证了文化解释。 　　（二）我国学者关于信任资源缺失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国人信任的研究主要借鉴了西方学者的分析范式和研究框架，并在参考的基础上对西方学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人之间是否存在信任以及存在何种信任问题。 　　对于中国人之间是否存在信任，学者们观点如下： 　　王飞雪、山岸俊男在《信任的中日美比较研究》一文中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对中国人的一般信任水平进行了测试和统计分析，发现相比而言中国人对人性有较高的信念，但表现出较低的信任行为。张维迎认为，华人社会或者是中国人是最缺乏信任的群体之一。但他并未给出理论上的解释或者经验数据的证明。 　　对于韦伯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是一种“血亲关系本位”的特殊信任；福山所说中国人只相信家族成员而对家族成员以外的外人极度不信任的观点，李伟民和梁玉成进行了回应：中国人所重视和强调的关系是能够人为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