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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藏三件敦煌宫廷写经初步研究 　　内容摘要：俄藏敦煌文献中，有三件唐代咸亨至仪凤中（670—679）的宫廷写经残本，分别是Дх.00160、Дх.04930和Дх.11013+Дх.11014。本文判定Дх.00160、Дх.04930可能同为《妙法莲华经》卷七，并对Дх.11013+Дх.11014两号《金刚般若经》五个残片进行了重新排列。 　　关键词：俄藏敦煌文献；妙法莲华经；金刚经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153-04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ree Court Manuscripts among the Dunhuang Documents Collected in Russia 　　ZHAO Heping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court manuscript fragments dated back from Xianheng to Yifeng of the Tang dynasty among Russian-collected Dunhuang documents， namely， Дх.00160， Дх.04930， and Дх.11013+Дх.11014. The first two might be volume seven of the Lotus Sutra， while the latter one is part of the Diamond Sutra. This paper also sorts out the five fragments of Дх.11013+Дх.11014 in sequence. 　　Keywords： Dunhuang documents collected in Russia； Lotus Sutra； Diamond Sutra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Дх.00160《妙法莲华经》卷七 　　这件写本的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第6册第106—107页。是一件残卷，只存唐代标准写经的上半，下半残去，长度为两纸又多出四行半，经文正文加尾题“《妙法莲华经》卷第七”共47行。每行存7—9字不等，经文内容为“普贤菩萨劝发品第廿八”的后半部分。之所以判定其为宫廷写经，是在尾题左下方残存一条横纸，残存十行，每行有一至二字不等，这与我们整理的五十余件咸亨至仪凤中宫廷写经的格式完全相同，加之抄写规范，一眼望去，的确是宫廷抄本。从第一行“上元”二字可知，这是唐高宗上元（674—675）某年所抄宫廷写经。 　　2006年8月，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转型期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笔者宣读了《武则天为已逝父母写经发愿文及相关敦煌写卷综合研究》的论文[1]，会后，日本友人花园大学衣川贤次教授不仅写信鼓励，还寄来了高博001、津艺002及此件的复印件，同时寄来了藤枝晃教授于1961年发表的《敦煌出土的长安宫廷写经》长文[2]，使笔者深受感动。2009年9月笔者去圣彼得堡参加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得波波娃所长慨允，得睹原件，更加确认，此件为宫廷写经无疑。 　　二 Дх.04930抄经列位 　　这件写本的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第11册第361页，仅一残纸，存12行；第1行存一“书”字，末行为“[行]太府寺丞阎玄道监”。这一纸是宫廷写经的“抄经列位”，应该是从《金刚般若经》1卷或《妙法莲华经》7卷中的某一卷尾部脱落，我们尝试着从这残存的12行文字中找出端倪。 　　写本第1行残存一个“書”字，应是“某年某月某日书手某某写”中的“书手”的“书”字。第2行只余2字，上一个字是“十”，下一个字是“张”，两字中间残去一块；此行应是“用纸十□张”，中间残去一字应是一个个位数。第3行存“手解集”三字，应是其他宫廷写卷中的“装潢手解[善]集”。第四行至第六行残存相同的“实际寺僧怀恽”，应该是“初校”、“二校”、“三校”的僧人。第7行至第10行为“详阅”的太原寺大德神符、嘉尚及寺主慧立、上座道成。第11行为“[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善]德”；第12行为“[使朝议郎]行太府寺丞阎玄道监”。 　　我们先来讨论这份残叶究竟是从什么经尾脱落的。 　　在我们已经检出的五十余件唐代咸亨至仪凤中的宫廷写经中，《金刚经》1卷用纸12张，据残卷第2行，“十”和“张”之间残去一个个位数字，所以有可能是从《金刚经》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