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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媳妇的社会支持网络建设 　　内容提要外地媳妇问题本质上是当地社会网络既有平衡被打乱并重建的过程，争取社会资源、确立自身地位是该群体的首要任务。社会网络的重建意味着财富、声望、社会地位等资源的重新分配，必然会伴随各种矛盾与冲突。在缺乏娘家支持与庇护的情况下，外地媳妇展开了围绕其核心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实践，这一实践颠覆了乡土社会传统，而依循自身独特的逻辑，即形成“以干姐妹为内核，以朋友为主体，以自家邻里为外围保障”的社会支持结构。 　　关键词社会支持网络“双重外来者”娘家与婆家生活空间 　　〔中图分类号〕C9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1-0120-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在城乡及不同地域间的大规模迁移，导致传统通婚圈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全国性的婚姻市场中，异地婚姻日益普遍。而大量农村青年的外出务工也间接使得农村外地媳妇的数量激增。城乡二元格局必然导致农村与城市外地媳妇在婚后家庭生活的适应和建设上存在差异，而以往的研究对农村外地媳妇的生存状态又普遍缺乏关注。本文所探讨的正是外地媳妇在农村社区中的具体生活实践策略，力图揭示在失去原有社会支持力量尤其是“娘家”支持的情况下，该群体如何利用自身和制度的力量展开围绕其核心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建设。 　　一、亲属关系中“姻亲关系”的重要性 　　姻亲关系在人们生活实践中的作用日益上升，是近年来我国学者相关研究中的普遍结论。如王思斌在河北农村的研究指出，与女系亲属家庭的广泛合作成为区别于解放前亲属家庭关系的重要特点。①郭于华则以“亲缘关系”这一崭新的概念来表明当前我国农村社区生活中，姻亲关系与宗族关系一起发挥着重要的经济、社会功能。②杨善华、侯红蕊也提出随着我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姻亲关系在家族关系中作用的增大，甚至威胁到男系家族关系的核心地位。③这一主张在阎云翔对下岬村的长期考察中也得到了验证。他借用布迪厄的“实践性亲属关系”概念对下岬村亲属关系进行说明，认为村庄中姻亲、朋友、屯亲等关系在个人社会关系中地位上升，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又使人们不断地重新界定亲属距离。④ 　　社会的剧烈变迁使我国农村社会的主要亲属关系网络不再只限于宗族关系，而将姻亲、朋友、屯亲甚至一种基于朋友关系的“干亲”纳入到日常生活实践。而且这些社会关系在亲属序列中的位置，不再取决于血缘意义上的远近，而更多由一种实践的理性和惯习决定。 　　李霞以农村已婚女性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该群体的亲属关系实践。她指出娘家在该村已婚妇女的生活中具有着与婆家相当甚至更重要的意义，娘家在分家、提高或巩固已婚妇女在小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建构亲属和邻里关系网络甚至是死亡后的葬礼等仪式中都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与庇护作用。她以“礼物赠予”和“礼物之灵”的逻辑进一步解释了娘家与婆家的相对仪式地位以及娘家的赠出和保留。“娘家”将新娘作为礼物赠与“婆家”，但赠与的内容只是新娘的劳动力和生育力，“情感”和对新娘生命和福祉的监护权被保留下来。②李霞：《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96-100、21页。这种“礼物赠予”的发生导致了婆家与娘家地位的不对等。一方面，对新娘生命和福祉的监护权使“娘家”对新娘提供庇护具有了合法性；另一方面，新娘的劳动力尤其是生育力是一份太过珍贵的赠与，以至“婆家”不可能做出等值回报。在这种“社会交换的不平衡”状况下，作为受惠者的“婆家”只有降低自己在交换中的地位，“娘家”从而在权力结构中获得高位。 　　但正如拉德克利夫-布朗所指出，亲属关系只在具备地理上的相近性时， 才可能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持续影响。而农村外地媳妇的亲属关系并没有随婚姻而形成一种“跨越村庄界限的娘家—婆家关系结构”，②她们被迫放弃婚前的社会支持网尤其是“娘家”这一重要的庇护与支持力量，独自一人适应新的婆家生活，甚至还要应对当地人和婆家的歧视与排斥。 　　二、外地媳妇的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 　　谭林等人将女性婚姻移民群体定义为“双重外来者”，她们既是当地社区生活的“外来者”， 又是婆家家庭生活的“外来者”，兼具“移民”和“媳妇”的特征。谭琳、苏珊萧特、刘惠：《“双重外来者”的生活——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分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同时表明了该群体作为“外来者”打破婆家及其社区生活的既有平衡，并急需建立新的平衡关系。 　　对于婚姻移民群体的迁移行为，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远嫁异地提高了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物质生活水平，总体上看比待在老家幸福，而在经济参与、社会融合方面存在的障碍是影响其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邓晓梅：《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及性别差异初探——来自吴江的实证研究》，《西北人口》2011年第1期。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