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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加重犯的认定思路 　　摘要：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直接性是认定结果加重犯的客观层面的关键，对于加重结果分层判断客观预见可能与主观预见可能是主观客观化的思路兑现。行为共同说不仅适用于共同正犯，同样可以适用于狭义共犯。行为共同说回归单独犯本质探讨共犯问题为解决结果加重犯的共犯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对于各自故意视野中的共同行为的具体认识，直接决定是否承担加重结果的责任。 　　关键词：结果加重犯；认定思路；行为共同说；共犯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126-03 　　一、结果加重犯的基本构造 　　结果加重犯是刑法科以重刑的行为类型，如何为加重处罚找寻正当化的根据，兑现到司法领域则表现为对于结果加重犯基本构成的认定。其构成要件的满足，可以依循客观递进到主观的认定思路。 　　（一）客观的样态 　　搁置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般性客观构成要件，在结果加重犯领域，客观样态着重对于基本犯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关系分析，也即客观因果的认定。 　　一般认为，基本犯行为并非偶然引致加重结果的发生，其本身内含着引致加重结果发生的类型化、盖然危险。对于该关系的描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将其界定为，加重结果必须是来自基本犯罪行为本身的“特有危险”（spezifi- 　　sche Gefahr）或“固有的内在危险”（eigentümliche Gefahr）的实现，也即直接性关系[1]。 　　对基本犯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关系把握，关键在对基本犯行为引致加重结果发生的内在倾向的具体程度界定。该盖然性程度的递减在类型层面存在四种可能：必然引致，通常引致，可能引致，无法引致。前述四种可能中的第一、四种类型当然不在结果犯的构造范围，所以对其倾向程度可以量化为“可能到通常”的范围内。进一步缩小范围，着眼点在对“可能”的程度限定。既然是盖然性、类型化的危险兑现可能，外观不具象的危险内涵在事实上可以变现为对因果关系的限定来加以表达，也即藉相当因果关系来勾勒。 　　明确基本犯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直接关系（相当因果关系），作为中间渠道的“危险”则融合在基本行为当中，潜在地被内化到基本犯行为中进行评价。而当危险兑现为加重结果时，现实引致加重结果发生的行为，是否能被规范层面的基本犯行为所完整评价？ 　　基本犯行为内含着引发加重结果的危险，而危险的实现终究必须依赖行为，单纯的基本犯形式构架的行为显然不足以兑现潜在的危险。加重结果的发生以基本犯行为为基础，但不完全由基本犯行为所决定，而是基本犯行为在质或量层面提升后的行为。但该补充性的行为并没有刑法上单独评价的意义，依旧必须依附基本犯行为方有规范意义。简言之，客观层面分析，形式构架下的基本犯行为显然不足以评价引致加重结果的行为，但现实的所谓后续行为依附基本犯行为而存在，故不妨碍将程度上有所提升的现实行为实质评价为基本犯行为。 　　（二）主观客观化——界定加重犯的主观内涵 　　对于加重结果的主观心态分析，通说一般限定为过失的底线要求。我国大陆地区刑法规定并未明示加重犯的主观心态要求，相比较而言，台湾地区则以总则性规定第17条“因犯罪致发生一定之结果，而有加重其刑之规定者，如行为人不能预见其发生时，不适用之”，明示其限定性要求。 　　那么，不能预见如何理解？是否当然地被赋予过失的具体内涵？回归结果加重犯的客观构造分析，客观预见可能无疑是对该构造的主观表述，而主观预见可能则是对责任主义原则的直接兑现。 　　结果加重犯构造中的直接性客观属性表明基本行为内含着引致加重结果的类型化、盖然危险。对于基本犯持故意的实行者，在故意的认知因素上必然对基本犯行为的性质有所认知，其中自然包括对内含危险的认识。既然基本犯的行为人对于加重结果发生具备较高的认识可能，可否当然理解为实行者具有实现危险的故意？[2]笔者认为此故意并非规范意义上的故意心态。依照论者的思路，危险故意所指向的是基本犯的行为，仍在基本犯故意的范畴，其结论的得出根源于行为人对于基本犯行为可能引致加重结果的危险认知。然而，该危险认知在认识因素上不具备故意所要求的认识程度要求，进而也就不满足意志因素上的故意内涵。 　　然而，论者关于危险的认知可能纳入基本犯故意的认识因素中加以评价的观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基本犯行为内含着引发加重结果发生的危险，也即引致加重结果发生多少是合乎常理的，所以，故意实施基本行为者对加重结果的发生显然是具备相当程度的预见可能。客观层面具备较高的预见可能性预示着基本犯行为人对于结果发生的重过失，在具体的内涵上如英美法系之轻率过失。如此限定，在某种层面上为加重处罚根据在有责性层面找寻得根据[3]。 　　比较而言，加重结果之轻率过失是居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