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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抗抑郁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综述 　　摘 要：近年研究表明，运动对抑郁有积极作用，其效果可媲美心理干预或药物治疗，甚至更为显著。而且适当运动无任何副作用，还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的发病率。虽然运动作为抗抑郁的干预手段已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其内在机制尚不明确。基于现有的抑郁症发病机理的各种假说，并结合运动抗抑郁的实证研究，提出运动抗抑郁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可能涉及到中枢单胺类神经递质系统、神经营养物质、神经内分泌系统、神经免疫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组织形态结构等方面的变化。这不仅进一步丰富运动抗抑郁机制的理论构架，而且为本领域的未来研究提供新视角。 　　关键词： 抑郁；抗抑郁；运动；中枢神经系统；机制 　　近年研究表明，运动对抑郁有积极作用，其效果可媲美心理干预或药物治疗[1]，甚至更为显著，而且适当的运动无任何副作用，还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的发病率。虽然运动作为抗抑郁的干预手段已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其内在机制尚不明确。基于现有的抑郁症发病机理的各种假说，结合运动抗抑郁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运动抗抑郁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可能涉及到中枢单胺类神经递质、神经营养物质、神经内分泌、神经免疫及中枢神经系统组织形态结构等方面的变化。 　　1 抑郁、运动与单胺类神经递质和相应受体功能的变化 　　中枢单胺类神经递质系统功能紊乱是抑郁症发病的生物学机理中最重要的假说，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较早的单胺假说认为抑郁症是脑中单胺递质去甲肾上腺素（NE）、5羟色胺（5HT）功能不足，而大多数抗抑郁药是通过升高突触部位单胺递质的水平起抗抑郁作用的。候钢等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脑脊液5HT和NE浓度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2]。Schildkraut认为，某些抑郁症的发生与儿茶酚胺，尤其是NE在重要脑区的绝对或相对缺乏有关[3]；但单胺假说很难解释一些抗抑郁药的作用机理及抗抑郁药起效慢和对神经递质改变快的矛盾，比如说通常抗抑郁药能在给药数小时后增加神经递质在突触间隙的浓度，但抗抑郁的疗效却在连续治疗2～4周后才开始出现；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又提出了受体假说，认为抑郁症是脑中NE/5HT受体数量和敏感性发生了变化的缘故。Whale等发现，抑郁症患者突触后5HT1D受体敏感性明显下降，这一敏感性下降可能是SSRIs药物治疗后突触后5HT水平升高的适应性反应。由此可见，抑郁症的发病机理涉及的不只是单胺类神经递质含量的减少，而是整个神经递质系统功能的改变。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其他一些单胺类神经递质，如多巴胺（DA）、乙酰胆碱（Ach）、γ氨基丁酸（GABA）等不足也与抑郁症发病密切相关。如研究发现，DA受体拮抗剂具有抗抑郁的作用[4]，抗抑郁药氟西汀可通过减少伏隔核壳Ach的释放而缓解抑郁行为[5]，抑郁症患者脑脊液中GABA量比较低，用GABA激动剂可以改善抑郁症状[6]。 　　基于上述的单胺假说和受体假说，对运动抗抑郁的机制展开了广泛研究。动物研究表明，运动可调节多种神经递质系统，如5羟色胺（5HT）[7]、多巴胺（DA）[8]、去甲肾上腺素（NA）[9]、γ氨基丁酸（GABA）[10]和谷氨酸[11]，进而会起到积极的干预作用。最早有关运动对动物大脑神经递质影响的报道始于1966年Gordon等的研究，发现运动能够影响NA的合成和翻转[12]。随后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运动可升高NA的水平，并使得不同脑区NA的代谢物增多。运动对大脑DA的影响也受到了广泛关注。Chaouloff 等研究发现，急性跑台运动能够显著增加大鼠整个脑区和脑脊液中DA代谢物高香草酸（HVA）的水平[13]。他们的另一研究也发现，运动后大鼠中脑、前额皮质、海马和纹状体的DA水平及其代谢物水平都有所增加[14]。一项采用微透析技术的研究发现，20 min跑台运动显著增加了大鼠纹状体DA的释放[15]。同样，急性或慢性运动对5HT水平的影响也得到了诸多研究支持。如大鼠在3 h急性运动后[16]或8周跑台运动后[17]，大脑5HT的水平都升高。微透析研究发现，60 min跑台运动后，大鼠海马的5HT水平升高[18]。另一活体微透析研究发现，运动改变了大脑细胞外的谷氨酸[11]。正如Arida等在新近的综述中所总结的，运动能够通过促进5HT、NA、DA等的合成和释放，进而起到抗抑郁的作用[19]。 　　单胺假说是抑郁症发病机制的经典假说，但随着对其他相关机制的不断拓展，这一假说似乎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逐渐脱离主流研究的窘境。诚然，无论是最初的单胺假说还是后来的受体假说，都不可能完全解释抑郁所引发的神经递质系统的改变；但另一方面，单胺类神经递质尤其是5HT作为抑郁症发病机制的研究靶点却毫无争议地得到了一致认可。Maes等新近提出的“抑郁的5HT新假说”[20]将5HT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