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源流考.docVIP

九鼎源流考 　　“九鼎”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是一种很特别的文化符号。它的象征意义，远非一般夏商周青铜彝器所能比拟。从“一言九鼎”“问鼎中原”这样的成语中，我们还依稀可见九鼎在国人心目中所形成的至高无上的影子。 　　九鼎，因象征国家权力，即古代王权，曾经具有非凡的分量，以致古往今来，围绕九鼎衍生出了许多令人回味的历史典故，甚至演绎出一幕幕历史闹剧。九鼎无论作为实物还是作为象征符号，其所受到的尊崇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鼎本为实用炊器，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已广泛使用陶鼎作烹煮食物之具。进入夏商以后，鼎成为最重要的礼器，不仅有陶鼎，还出现了青铜鼎。列鼎数量多寡，表明使用者地位等级高低。代表等级之列鼎一般为奇数。在周礼中，通常认为天子可用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公羊传·桓公二年》：“宋始以不义取之，故谓之郜鼎。”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鼎本身还具有革故鼎新的意义。《易·鼎》云：“鼎，象也。”王弼注：“法象也。”孔颖达正义：“明鼎有烹饪成新之法象也。” 　　列鼎制度规定了王者用九鼎的特权，而革故鼎新又为鼎增添了体现天道变迁的隐喻。由此形成专门铸九鼎以象征王权的历史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铸九鼎始于何时？一说大禹时“九牧贡金为鼎，故称九鼎，其实一鼎”，见《尚书·召诰》孔颖达疏。然而此解甚谬，不足为据；并且称九鼎实为用九州之牧所贡青铜铸为一鼎，亦属臆测。“禹作九鼎”是历代相沿的传说，大约是承袭《史记·孝武本纪》“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之说。实则现在所见最早记录九鼎来源的文献《左传·宣公三年》中，并未提大禹铸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这段文字只说夏代铸鼎，鼎上有九州图像。它倒也表明鼎象征九州，从而也象征王权；并通过用鼎祭祀，以驱邪避害，让九州之民敬畏。这段文字并未明说是夏代哪个帝王所铸。最早言及铸九鼎之人的文献见《墨子·耕柱》：“昔者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夏后开”即夏禹之子夏启。则始铸九鼎者应是启而非禹。然而从现代考古看，青铜铸造在夏代尚属草创，到商代技术方臻成熟。至今所见夏代青铜器均较简陋，青铜鼎则更未曾发现，因而商王的九鼎是否来自夏朝，尚可存疑。商代祭祀王后的“后母戊鼎”（旧称“司母戊鼎”）重达875公斤，作为国家重器的九鼎在规制上无疑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称运输一鼎须用九万人看，虽不免夸张，却也可想见其鼎之大了。而夏代尚没有能力铸出那样的巨型礼器。因此，传说时代的禹铸九鼎或启铸九鼎，终为传说，未必可信。言商代始铸九鼎，应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历代文献均谓九鼎系夏、商、周三代相传。《左传·宣公三年》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墨子·耕柱》亦云：“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代是否已铸九鼎，前已辨析。商代象征王权的鼎移迁于周，则见于多种文献。《逸周书·世俘》载武王克商后“荐俘殷王鼎……告天宗上帝”，获取了“王鼎”，须举行告天宗上帝仪式，可见此事非同寻常，有朝代更替的象征性。《尚书·召诰序》“成王在丰欲宅洛邑”，孔安国注：“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欲以为都。” 　　周之九鼎，一直也为列国所觊觎。前引《左传》文又云：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到洛水，“观兵于周疆”，向周朝“问鼎之大小轻重”。杜预注：“是欲逼周取天下。”虽然楚庄王称“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意思是铸九鼎轻而易举，用楚国人做带钩的一部分铜，就可铸成。但谁都知道，自铸九鼎与三代所传九鼎的象征意义是不同的，拥有三代传承的九鼎才具有号召力。因此，列强都有强烈的问鼎野心。到战国时期，围绕九鼎发生了更多争斗。《战国策·东周》：“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这是周显王时（前368年～前321年）的事，而其时齐、楚、魏均谋夺九鼎。同书《西周》即有“齐秦恐楚之取九鼎也”的记述。又同书《秦策》：张仪劝秦攻周夺鼎，“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这是秦惠王时（前337年～前311年）的事。拥有九鼎便可号令天下，话说得相当直白。可知当时周鼎岌岌可危。 　　关于周鼎后来的下落，“史记·封禅书》载两种说法：“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即一说秦昭王灭周，迁九鼎入秦。此说又见于《汉书·地理志》：“（秦）昭王开巴蜀，灭周，取九鼎。”同书《五行志》也载：“秦遂灭周，而取九鼎。”而另一说法则称九鼎沉入泗水，后世不复得见。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始皇二十八年“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来看，周之九鼎应当未曾人秦。《史记·孝武本纪》又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