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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 考古与文物 1997年第3期 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问题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这种文化的形成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成长，有着特殊的贡献。然而，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和波及面的广度远不及商文化、周文化，与之基本同时存在的还有先商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岳石文化……。那么，二里头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中有过哪些其他文化未曾起到的积极作用?原因何在?它又对商周时期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这些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 一、二里头文化的来源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 关于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考古学界的意见基本一致，即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更具体地说，是将分布于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或“煤山类型”作为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从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部分文化内涵特征来看，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相同文化因素甚多，相同或相似的遗迹现象有:夯土建筑、连间排房式建筑、袋形灰坑、灰坑葬等;相近的生产工具有石铲、石斧、石刀、石镰等;相似的大量陶器中最常见的有中口夹砂罐、鼎、甑、浅腹平底盆、豆、瓦足皿、瓮、鼓腹鸡冠耳盆以及刻槽盆、觚形杯、 、器盖等;陶器的纹饰都有篮纹、方格纹、绳纹。此外，炼铜技术、琢玉技术、卜骨等也是煤山类型和二里头文化共有的文化内容。由于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大面积重合，文化遗存特别是典型陶器形态传承关系明显，所以二里头文化应该是主要继承了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包括农业生产技术、炼铜和制陶等手工业技术、建筑技术、居住方式、饮食方式、宗教观念等诸多方面。 考古学界也注意到了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和晋南地区龙山文化的部分内容被二里头文化所吸收的情况。如邹衡先生指出“觚、爵、鸡彝、瓦足皿等四器”“大都来自东方，或者同东方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四器是夏文化中最主要的礼器，它们的存在，应该体现了夏朝的部分礼制。”“夏礼可能是继承虞礼而来的”②。李伯谦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的、觚、豆、单耳杯、三足盘(瓦足皿)应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③，东下冯类型中流行的鬲、蛋形瓮等明显是继承晋南地区龙山文化而来的因素④。纪仲庆先生在论及良渚文化的影响时特别提到“偃师二里头发现过一件玉琮”⑤，谷建祥、贺云翱两位认为“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品类繁多，有琮、钺、戈、圭、璋、戚璧、柄形饰、筀、锥形器等，与红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太湖良渚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器类比较接近良渚文化。”⑥上述陶器和玉器有不少是礼器，也有部分日常生活用具。可以看出，二里头文化的主人在生活习俗方面主要继承了当地的龙山文化传统，也融入了一些东方地区的习俗。而在宗教、礼仪活动中则较多地采用了东方地区、东南地区的器物和方式，在精神文化方面，受到较多来自东方、东南方的文化影响。 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文化与东方地区的文化有着长期的、频繁的往来，这种情况反映在文化遗存上，就表现为两个地区的文化因素源源不断地互相渗入。二里头文化所包含的东方地区文化因素，有些在龙山时代即已传入中原地区，如陶器中的瓦足皿就是这样。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由于大量吸收了周围地区文化的精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但在这一时期，从常见的文化遗物上却较少发现来自西北地区的文化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当时华夏族中已经形成了严格的“夷夏”观念，“这就从行动上阻止了北方民族的南下或西部民族的东进，从思想上限制了他们文化的传播”，“关于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对边地文化的排斥现象，从边地文化中常见中原文化的因素，而中原文化中少见边地文化的因素这一事实中即可看出。”⑦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常见的文化遗物上更难看出西北地区的文化影响。因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一般较少考虑西北边地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然而，二里头文化的部分重要文化因素虽然可能直接来源于河南龙山文化，但如果追溯其更早的渊源，就会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中原地区以外的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马的驯养和金属冶炼技术就应该属于这样的文化因素。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中有马的遗骸，研究者认为当时的马可能正处于驯养阶段，畜牧业还没有从狩猎经济中发展为一种主要生产部门。 龙山时代的包头转龙藏遗址中也发现了马的骨骼⑨，从生态环境来看，今内蒙西部地区原是野马纵横驰骋的天地，当地的先民们有条件较早地对马进行驯养。北方地区的此种情况与《左传》昭公四年晋司马侯所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相符合。 年代同属龙山时代的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发现的家畜标本中也有马骨，虽然没有鉴定到种，但鉴定者估计其是家畜10。年代稍晚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有马的遗骨，一般认为这是经过驯养的家畜所遗。马及其驯养技术，很可能就是由西北边地经过冀南豫北地区传入伊洛地区的。 在我国的农耕民族中，二里头文化的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