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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计划生育再生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分析 　　【摘 要】人口转变的持续由单一的政策控制机制到多元的综合控制机制转变，这是我国新时期人口转变的一个显著特征。通过从计划生育的角度出发，首先分析其与个人文化资本变化的关系，再分析新时期下个人的文化资本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将文化资本的作用引入到人口转变的研究中，试图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转变影响机制的复杂化的倾向。 　　【关键词】计划生育的再生产效应；文化资本；人口转变 　　一、计划生育再造与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为了论述其实践理论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其对“场域”和“惯习”研究的继续。按照布迪厄后来的总结和概括，文化资本可以具体化、客观化、体制化三种状态存在，分别体现为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文化商品及区分文化资本高低并为之提供庇护的原始资产三种形式。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被认为是一种身体、精神上的持久的“性情”，蕴涵于布迪厄所强调的“惯习”之中。家庭文化环境对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影响较大，且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对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的影响。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下，更多地出现了独生子女。在这一点上，对于文化资本传递的影响是巨大的。独生子女被更多地被父母关注，他们和父母的互动更显著，接受父母精神方面的影响，这样更有利于获得父母的文化资本。特别地，作为独生女，她们往往得到更多的疼爱的同时，也被期许了更多的希望，她们或许被要求要像男孩一样努力奋斗，这也促进了她们文化资本的积累。即使在农村，由于“一胎半”的政策的实行，生育间隔的拉长使得作为头胎的女孩也会在一定时期受到较多的关注。 　　客观化文化资本体现在特定的文化物品之中，如书籍、词典、机器等。这类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联系较为密切，因为要获取这些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是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计划生育政策对其影响更为明显。一方面，在相同的条件下，抚养孩子的数量减少必然会致使直接成本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怀孕次数和抚养时间的减少，母亲由于怀孕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就相应地减少。这样在相同的条件下，孩子成本的减少会相应地增加家庭的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增加家庭的文化物品，如书籍和计算机的购买。 　　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体现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上，通过制度渠道等级差异得以合法化的文化技能、文化知识、文化素养等，如正式的教育文凭、资格证书等。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主要体现在受教育水平上。显然，在有无计划生育作用下，子女从父母那里接受到的文化资本是不同的。有研究发现，除非一个家庭的条件足够好，家庭会把教育发展的机会优先分配给男性而非女性。这种家庭的教育选择策略在计划生育政策下被明显地弱化了。首先，根据上文的分析，由于生产型消费的减少，使得家庭更愿意对孩子的教育进行投入。更为重要的是，较少的孩子数量，使得家庭在选择对谁进行教育投入的余地上减少。 　　二、文化资本与生育决策 　　作为积累性和持续性的“性情”，具体化文化资本根植于一个人的价值观中。在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人的眼中，生育行为已不再是“随性”或“自发”的，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是一种理性的行为。由于青少年时期生活经历所形成的价值观的影响，持续性的“性情”会导致一种“少生、优生”的偏好。“在动机与行动的关系链中，偏好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是个人的价值动机和利己动机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又是决定个人作出行动方式选择和导致行动结果的直接条件。”由于在青少年时期得到父母的较多关注和文化资本的传递，所以，当在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一代进行生育决策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让他们的孩子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文化资本的传递。 　　客观化文化资本的增多对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中，避孕工具的使用对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相关书籍和计算机的普及，使得人们的避孕知识增加，获得避孕工具的能力大大加强。与客观化文化资本所对应的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一方面减少了人们性生活的频率；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孩子对于心理抚慰和满足的效用，人们更愿意投入到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而不是把时间都花在抚养孩子上。此外，电视和计算机的普及使得人们更易接受“社会养老”等新的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孩子的效用。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64年的2.68年提高到2010年的8.25年，人口预期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6.13年增加到2005年的12.3年，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7.74年上升到9.5年。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带来了人力资本的增加，导致妇女进行生育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抑制了人们的生育需求。另外，由于文化资本的传递性，教育级别较高的人倾向于让他们的子女保持他们较高的教育水平，必然会增加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投入预期，从而促进他们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