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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摘 要：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在基本的政治原则、制度内涵、运行机制、外部环境都是大致相同，在局部地区对原有体制进行重构和改革的成效、结果与在中央层次的改革成效、结果不会相差太大。在少数有条件的地方进行改革，即使改革出了问题，影响范围较小，风险、成本、后果也是可控的。改革造成的损失也可以由上级党委、政府乃至中央迅速进行弥补。当地方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即使高层次的改革出现了问题，由于地方层次经过改革已经具备完善而行之有效地制度和规范，地方政府也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化解来自上层乃至中央层面决策失误，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层面的问题和矛盾。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地方；路径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010-02 　　“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有危险”[1]。这是我国当前的一个事实。但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当怎么改，党内外、国内外一直都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不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深刻教训，还有前苏联改革失败后的惨痛结局，已经让党内外主流群体在我国改革路径上有一个大体的共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2]，要在党的领导下自下而上地从基层地方开始，在中央和地方的良好互动中依序、渐进地推进和展开。而不能让另外一种观点主导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即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寄希望于掌握着中央最高权力的强有力的个人或集体进行总体性、全面性、没有约束和节奏的完全放开和推进。 　　应该说，持另一种观点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还受我国长期存在的封建社会时期权力本位思想、早期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生活下形成的管控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理想化的、想当然的观念的影响。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都过度而盲目地迷信政治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认为有了最高的权力，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而没有认识到在早期，由于我国处于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简单、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一致、权力高度集中和统一、社会自主性缺失的全能型、自我封闭型国家阶段，所以权力运用上，能相对比较容易做到上下令行禁止，协调统一，权力运用的成效可以在短期内让社会成员在预料和期待的范围之内看到。而在现阶段，我国是处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复杂、思想观念多元、社会自主性较强、倾向体制分权、追求法治政府的开放型国家。国家、市场、社会在全球化趋势下互动关系复杂，在省级尤其是中央，各项制度、法律、政策即使有些许变动都会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产生巨大而难以预料的影响。如果现在仍在那种最高权力能够主导一切、决定一切的思维驱使下，盲目地、想当然地认为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央开始，中央层次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在最高权力主导下自然能够顺利地构建和运行，而在中央最高权力主导下的国家体制在地方自然能够顺利推行，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自然能顺利解决。这本身就是一种旧式权力思维主导下好大喜功而又盲目乐观的倾向，也是权力至上思维主导下的一种理想化的、想当然的认识。 　　在一定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影响下，我国的政权体系具有一种整体的上下职责同构的特点[3]。因此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在基本的政治原则、制度内涵、运行机制、外部环境都是大致相同，在局部地区对原有体制进行重构和改革的成效、结果与在中央层次的改革成效、结果不会相差太大。至少可以展现出构建的制度和机制是否能按照预先构想的那样运作，并产生预期的效果。但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改革在风险和成本方面却不能相提并论。在少数有条件的地方进行改革，即使改革出了问题，影响范围较小，风险、成本、后果也是可控的。改革造成的损失也可以由上级党委、政府乃至中央迅速进行弥补。同样，在地方改革到了一定程度，已经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即使高层次的改革出现了问题，由于地方层次经过改革已经具备完善而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规范，地方政府也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化解来自上层乃至中央层面决策失误，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层面的问题和矛盾。在这一情况下，中央层面的改革对全国造成的影响也有限，相关的不利局面也能迅速扭转，不会影响到国家的整体大局。因此，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必须也只能在中央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自下而上地逐步推进和扩展。 　　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解决好的三大问题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坚持并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必须保持党的强大动员组织能力和对社会的巨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影响力。尤其在目前，个别地方已经官僚化的地方党组织已经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其社会号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已经不容乐观，其领导核心作用实际上是因为在党政一体的体制下，依靠具有强制性和掌握大量物质资源的政府，以及社会民众具有服从权威的民族心理和行为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