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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的机制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发展的高峰，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根据先秦诸子学研究的已有成果，分析文化繁荣的背后根源，概括为两部分：文化繁荣的外部机制和内部机制。笔者认为，不同时期文化繁荣的背后具有一致性。通过剖析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发展轨迹，有利于加深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形态之间的转化的认识。 　　关键词：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诸子百家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207-02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灿烂的历史时期。这一特定的开明政治与言论自由时期造就了许多思想家和颇具深远影响的思想理论，对此后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化在每一个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和现象，而文化转型的背后都有着共性。分析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转型，有利于揭示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性。通过把握这一内在规律，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以便实现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与良性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异常活跃，其思想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创造了丰富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文化艺术成果。所以，我们把这一时期定位为，由宗教迷信向人文理性转变的历史转型阶段。 　　一、文化繁荣的外部机制 　　个人只有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历史中文化的发展历程，以及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对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的考察离不开对当时社会大背景的分析。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有着紧密的联系。所谓的文化繁荣的外部机制指的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各种政治、社会、经济、思想等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运用和农业的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更多的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分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资料的增加，引起了对剩余产品的再分配，造成社会阶级结构的分化。私田的大量出现打破了原有的井田制，耕种方式由原先的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变，封建生产关系逐步建立。此外，私人手工业与商业的不断发展，打破了工商食官的局面。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各种变化，是造成社会政治、文化变动的根本原因。 　　春秋时期周王室不断衰弱，各种违反礼制的僭越现象经常发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政治格局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格局所代替。此外，拥有经济实力的新贵族不满足于经济力量的增加，谋求更多的政治权利，与旧贵族矛盾日益不断深化。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政治动荡。在这种情形下，统治阶级无暇进行思想控制，这就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在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掌握知识文化的是祝、史、巫、卜之类的文化官，所有典籍都藏于官府之中，一般的平民百姓是无法接触到的。而能够接受教育的也只是贵族的子弟[1]23-24。私学的兴起以及文化典籍流落民间，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这些变化促使了知识的平民化、社会化和工具化。士作为一种新阶层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进程。动乱中建立并成长的新政权的政治基础已由“大人世及以为礼“的王公贵族变为从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中涌现出的士。在分析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的原因不能忽略的一层关系，那就是诸子之学与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实践的联系。新兴地主阶级利用诸子之学为其政治目标服务，谋求特定利益。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繁荣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原华夏民族与四周夷、戎、狄、蛮不断争战，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趋同，这就为文化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文化的发展受到当时社会与政治的双重影响，但是并不是所有时代的社会政治变动都会引起文化的繁荣。黄开国、黄赤蓉在《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一书中指出，“从春秋时期的社会及其政治变动来看，它能够为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变化及其后的诸子百家争鸣创立条件，主要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和而不同的开明政治，二是舆论开放的言论自由。”[1]14-23王列生在分析诸子百家兴起的原因中，把它归结为自由知识制度。认为，“一种自衍本能的自由知识制度开始深刻地影响着春秋战国时代。劝学、问对、游说和争鸣之风，使得这一‘前制度’有了极强的知识激活力量，从而也就成为诸子百家兴起的直接前提之一。”[2]自由知识制度一旦形成，如何成为当时文化繁荣的关键性要素呢？他认为，“它至少在如下方面实现了至关重要的驱动作用：第一，知识的世俗授权取向促使知识个体的主体化；第二，知识的多元选择取向促使知识形态的分类化；第三，知识的互动博弈取向促使知识价值的功能化；第四，知识的边际开放取向促使知识领域的公共化[2]46。 　　二、文化繁荣的内部机制 　　文化作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