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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 　　读赵汀阳的著作，常能感到某种思想的魅力，即使是在你并不完全同意其观点的情况下。赵汀阳的有趣，在于他对既有观念的顽强挑战，外加其犀利的笔锋。但他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的写作上，在用笔方面，较以往似有所收敛。不过，此书的内容本身，仍一如既往地履行着思想的责任。 　　有关思想的责任或任务，赵汀阳有着清醒的自觉和积极的思考。他在此书中写道：“我们必须意识到，思想的首要任务是把生活行为组织起来，免于活在混乱和茫然之中，思想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做什么’，然后才是‘是什么’。知识理性让我们知道形而上学假设无法被证明，但实践理性又让我们知道形而上学假设是必需的。我们需要形而上学假设来把思想有秩序地、连续地、完整地组织起来，以便有秩序地、有计划地、连贯地做事情。正因为生活需要形而上学，所以思想也需要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假设虽不是知识，却是知识所需的思想语法或者知识框架。” 　　在这段话中，大致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一、思想的首要任务不是知识问题，而是行动问题，即“做什么”的问题；这样一种“行”的形而上学，是对传统的“是”的形而上学的一种颠倒。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之中，“是”先于“行”，或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什么”决定“做什么”，以及如何做。二、形而上学之所以必需，是实践理性的要求，而不能为知识理性所证明。这正是康德的思路。三、形而上学为生活负责，为生活的总体负责，但无须为知识负责。 　　知识探索“是什么”的问题，思想的任务则不在于此，它探讨存在的可能性。哲学研究是思想研究，而非知识积累。赵汀阳指出：“实质性的思想必须是建构性的，必须是一种更好的思想创作，而不仅仅是变更表述方式。总之，哲学要研究的是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是研究言说方式。”也就是说，建构性的思想，意味着一种更好的思想创作。但不能将思想创作等同于文学创作，因此它就不能只是变换修辞，或“换一种说法”。 　　一 　　形而上学的1.0版，即物的形而上学，其实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生产知识，知识有其对错。但将知识问题等同于形而上学，却犯了一个大错，即知识只能是具体的知识，而形而上学则是普遍的智慧。赵汀阳指出：“普遍智慧与具体知识的区别在于，具体知识表达某个事物的存在情况，是陈述了‘某个事物是如此这般的’的知识，而形而上学试图研究任何事物的存在理由和最终原因，是关于‘任何事物何以存在’的思考。”将两个层次上的东西混淆在一起，不出错都不可能。而出错的原因，则在于其方法，即用科学方法来解决普遍的智慧问题，其实不过是答非所问。科学方法即还原的方法，赵汀阳指出：“还原的方法似乎能够排除干扰因素而把含混的问题转换为清晰的问题，但往往删除了问题的原本意义以至于答非所问，这正是还原的可疑之处。” 　　知识针对具体问题，有鲜明的对错可分，即使这对错在某些情形下一时难以判定。但形而上学却不是如此。赵汀阳指出：“形而上学对世界的总体解释是对自然（或者造物主作品）的解读，或多或少类似人们对艺术品的解读。因此，重要的不是一种解释是否正确（实际上无所谓正确与否），而是某种解释是否必需。”形而上学并不存在唯一的真确性。 　　从物的形而上学到事的形而上学（2.0版），意味着形而上学关注的重点，发生了极大的转移，即它不再关心世界或物的本质问题，而更多考虑事情或事件所蕴含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本质”意味着某种实在性的话，“关系”则更多关注可能性；“本质”作为一种对确定性的寻求，有某种静态化的特征，它没有时间性。“关系”则总是不断变化的，它既是某种历史的结果，亦积极面向未来。没有变化的“关系”不成其为关系。形而上学的2.0版，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表达，即道的形而上学。赵汀阳分析说：“道意味着一切存在的有效运作方式，其焦点落在‘运作’而不在‘事物’上，关注的是可能性而不是实在性。在这个意义上，道的形而上学与其说是存在论或知识论，还不如说是方法论。”作为方法论的道的形而上学，它寻求的是对生活之可能性的恰当解释。 　　可能性的形而上学之所以必要和可能，基于生活本身的内在要求。因为对生活尤其是总体性生活的有效解释，意味着我们不能只是考察现实的生活，而应着眼于其全部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致因漏掉生活的某一部分而最终酿成大错。这就与具体的生活经验不同，因为经验只能对某些个别或局部问题有所提醒，却缺乏一种通盘考虑的理论视野。历史性的局限，其实也就是经验的局限。 　　赵汀阳在书中指出：“生活的关键词不是逻辑推理，也不是自然因果，而是自由创造，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理论上的初始状态，它足以蕴含自由行为的全部可能性，不仅是一个想象的生活起点，而且蕴含着一切可能性和未来，或者说，它不仅是过去时，而且是现在时和将来时。历史真实的初始状态反而缺乏普遍的理论意义，所以我们需要虚构一种能够覆盖所有生活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