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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张之洞的为政之道 　　摘 要：张之洞是一个让人产生困惑的人。阅读其在近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劝学篇》，再比较其本人的所作所为，会发现其中有诸多矛盾之处，颇为令人费解。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张之洞，从文化生命内核这个维度对张之洞进行了人文意义上的解读，以试图理解其看似矛盾而合理的一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上张之洞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张之洞；中庸；为政之道 　　中图分类号：K25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153-02 　　一、令人困惑的张之洞 　　张之洞是一个让人产生困惑的人。阅读其在近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劝学篇》，再比较其本人的所作所为，会发现其中有诸多矛盾之处。按照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方法“解读文本、理解对象、体验生命”的思路来理解张之洞这个对象，似乎存在不少困难。说他是爱国者，为何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即将入京）之时，他和刘坤一等一道策划“东南互保”，出卖“粤汉”、“川汉”铁路权益？说他是封建王朝的卫道士，一个典型的忠君者，为何当朝廷需要他“北上勤王”时却宣布“东南互保”，置朝廷命令于不顾？再者，就忠君而言，他忠的是哪个君？是封建统治名正言顺的以光绪为代表的“帝党”之流还是对他曾有过赏识提拔之恩以慈禧为代表的“后党”之流？说他食古不化，他又主张“知变”，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说他崇洋媚外，他又提出“器可变，道不可变”，竭力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概言之，这是一个矛盾的人，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虽“盖棺”已久，但尚无“定论”。 　　二、张之洞的为政之道：极高明而道中庸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一个普通的儒家士子以科举而进入官场，从不掌握实权而自命清高的“清流”到掌握朝政大权的“洋务派”，从力举和声援维新变法的开明官员到反维新、反义和团的中坚分子，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点：张之洞是一个颇识时务的人。他对时局的把握和自身利益之间的关联之间的权衡，对一个儒家士人的固有坚持与适度的变通之间的把握，无不显示出一种儒家的精神已经深深渗入他的生命内核与骨髓，我们把此种精神概括为“极高明而道中庸”。 　　“极高明而道中庸”语出《中庸》第二十七章，原文为：“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我们认为，这是对张之洞为官处世之道的最好概括，张之洞的所有看似矛盾之处均可于此处得到解释。那么何谓“中庸”呢？从古汉语习惯“中”字前置用法，似可理解为“庸中”，表面意思即为平常之中、平庸之中。但孔子把它称为“至德”，子思称之为“圣人之德”；自宋元以后，更被视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其意绝非如此简单。我们认为，“中庸”绝不是一种无能的平庸，而是一种内敛的高明；虽是一种高明之道，但它却通过平常表现出来。这正是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张之洞叱咤官场几十年而未有一败，临老得以善终。无论是顽固派还是洋务派，维新派或革命派均对他赞誉有加。何以然也？他把中庸之道深深地烙印于他的政治生涯中去而已。有学者把利用几何学上的“黄金分割”把中庸之道称为“政治黄金律”，认为中庸之道是要人们在处理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时探索出最佳的方法、最恰当的形式、最高明的手段。此正是其为政之道的最好说明。我们用被喻为“政治黄金律”的中庸之道从三个方面对张之洞的政治生命进行解读。 　　首先，“允执其中”是其中庸之道政治艺术的基本策略。“允执其中”简单来讲是说，我们在解决矛盾时，要合情合理，恰如其分，从而能为不同方面的人所接受。但是它只是一种基本策略，而无固定模式可套，无固定公式可用，所以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应用并体现出来。并且能做到“允执其中”的前提是信息的近乎完全掌控。张之洞从对李鸿章毁骂有加的“清流派”向对其赞誉过之的“洋务派”的转变正好能说明这一点。张之洞初进官场正值洋务派发端之时，由于与“清流派”首领李鸿藻的同乡关系，他加入了“清流派”。当时朝廷有两大派别，由于理念不合而矛盾不断，一个是主张“器道”为末道而拒绝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顽固派”，一个是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慈禧太后则利用处于二者之间的“清流派”来牵制两派的关系。作为一个初入官场而无较大政治资本的官场新人，入“清流派”是其对“允执其中”的第一次运用。但“清流”者，实际上是流于空谈而实无大用也，是一群牢骚满腹而不得志之人组成的政治小团体。张之洞当然不满于空谈误国，待得在“清流派”中捞足政治资本，时机一到，摇身一变，又成为“洋务派”中的一员，并很快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这是因为当时的“洋务派”在朝堂和民间的影响已经如日中天，并且“洋务派”实际上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伦理之纲常。在对时局的正确把握和儒家的使命的权衡后，加入“洋务派”实为一正确选择。此为其对“允执其中”的第二次运用。 　　其次，“无过无不及”是其中庸之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