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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的利益关系调整与公民意识培育的关系研究 　　【摘 要】转型时期，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我国的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不断崛起。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公民意识在中国社会一直处于缺位状态。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予了公民意识萌生的土壤，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公民意识渗透着自身的社会主义特性，更能为人们所认同，从而能更好地指导各利益主体在自由自觉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与责任相协调，权利和义务相统一，效率和公平相一致，平衡利益关系冲突，达到自我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统一，实现利益关系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社会转型；利益关系调整；公民意识 　　利益逐渐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角，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思想变迁中开始居于中心的位置。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公民意识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又体现为保障与促进公民权利，公平分配社会利益，合理配置国家权力资源的各种理论思想。作为对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公民意识在本质上呈现出了与利益关系调整相适应的独立自由和理性自律精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利益关系调整的角度出发去考察公民意识的建构。 　　一、利益观念的重塑是公民意识发展的前提 　　利益关系的变化首先反映在利益观的变化上。改革开放的过程不仅是思想的大解放更是利益观念的大解放，改革开放前，由于受我国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影响，人们往往忌讳谈利益，回避利益关系的研究，似乎一提利益就是宣扬个人利益至上，似乎谈论利益就是与“政治挂帅”或者社会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经济体制改革后，公有制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被允许存在，市场经济所呈现的价值取向必然对经济主体的内在精神诉求构成直接的影响。在这个背景下，原先传统的、计划的利益观念意识被不断结构，长期被压抑受禁锢的利益意识骤然觉醒，人们开始认识到追求合法利益的合理性。可以说，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成功之处就在于还原了利益观，培育了多元的独立利益主体并提供了一个利益激励机制，而利益激励机制的不断创新又进一步强化了各利益主体的自我利益意识。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使得人们越发清楚地认识到，现存社会不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同时更是一个伦理的共同体，以往被人们普遍认为的以经济地位为基础的阶级差别和对立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差异中求一致、在对立中求妥协、在冲突中求共存的观念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重要的利益观，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博弈中都力求获得双赢的效果。进而也使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制度呈现出了两个方面的实际期望：一是建立抑制利益独占性的均衡机制；二是确立自律自立和宽容共存的理性诉求。 　　二、独立的利益主体是公民意识萌生的基础 　　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形成了封闭式的管理方式，强化了从上到下的权力依附关系，排斥了市场商品生产者、经营者的利益权和自由权，因而公民无从形成经济上独立的人格，更谈不上建立主体意识。随着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入，大量的独立经营者和各类不同经济形式的联合体不断涌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各利益主体的自主权在不断扩大，社会的利益单元迅速地从国家和集体缩小到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和个人。这就使得原来人们在利益关系上的整体性联系， 迅速地崩解为无数个小碎片。利益单元的个体化预示着公民从个人与国家、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中自觉独立出来，个人从传统的共同体中分离出来，超越了传统共同体中集体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束缚，不再具有人身依附的性质，每个人成为了独立、平等的主体。公民对自己作为利益主体的自觉意识正是公民意识萌生的前提和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弘扬公民的主体意识，其目的就是要使公民真正意识到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当家作主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唯有如此，公民才能在民主制度框架内活动，选择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保证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同时也逐渐学会重视和尊重他人的权利，并且学会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 　　三、利益结构的复杂化是公民意识发展的现实空间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的利益结构是一元的，其特征是个体的、局部的利益必须要服从整体的利益，同时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实行统购统销，没有市场交换，打击个体交易，“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这样的社会活动空间里，人们的穿着打扮一律化、常态化，反对差异性和多样化；言听视动一律化、规范化，不能有悖于特色政治的特殊行为。这些规定取消了很多人们生活中的自由选择和自我实现的愿望，个体都束缚在各自所在的经济体制中，很少有个人行动的自由。人民公社时期，社会利益片面强调平均化，将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最高地位，而忽视了个人应有的利益，这打击了公民参与和创造的积极与激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公民意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