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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界定论析 　　摘要：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界定有新实学界定说、诠释学界定说、现代化界定说、范式转换界定说、文化界定说等。在此基础上应对该命题的内涵界定层次加以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应分为：语言层面（译介）、诠释层面（阐释）、实践层面（应用）、核心层面（思维创新），这四个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思维方式的创新为核心形成一个三层同心圆结构，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两化两结合”的经典界定则是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内涵界定 论析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和《〈中国共产党〉发刊词》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两化两结合”，其中两化就是“具体化与民族化”， “两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别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与中国发展的实际相结合。”[1]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也就是说，“‘中国化’对获取的内容进行创新是最为重要的。通过上述分析，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在中国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方面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中国特色。”[1]新时期学者在重述毛泽东的经典界定时又有许多新的界定路向。 　　1 新实学界定说 　　新实学界定说以周树智为代表，他认为“哲学理论研究需要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以及中国古代哲学需要与现代哲学相结合、中国与外国的哲学相结合等，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建设当代中国的新实学，这是当前中国哲学改革的一种方向和出路。”[2]同时认为：在实践唯物主义精髓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优秀实学传统需要与中国务实求实的建设实践进行统一。他主张在新实学的名义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整合，同时，在现代实践中，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进行相应的梳理，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衔接，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哲学范式。在“实学”（尽管论者很勉强的加了个“新”字）名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还具有其本真性，两种哲学范式之间是否具有通约的可能性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2 诠释学界定说 　　皮家胜作为诠释学界定说的代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作为一个命题来研究，另一方面是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对于这一观点，他先后发表数篇文章对其进行详细的阐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命题来研究，为判明真假指明了方向，并且符合对自身进行证明和认同的要求，并表达一种既定的缺乏生命力的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问题来研究，通常情况下就是沿着问题的方向给与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首先是理解问题，其次是解释问题”[3]。在很大程度上，诠释主体自身的实际需要、历史背景，以及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等都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产生制约和影响。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优秀文化成果进行结合时，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早已形成的视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进行交融，这一相互交融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此意义上，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与理解者的视野之间进行‘视野融合’”[3]。在这种情况下，理解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就是一场辩证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断生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这种界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特征加以突出，平等对待诠释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为两种文化之间的平等交往、相互融合的过程。但是，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社会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的差距，同时过分地强调了视野之间的平等交融，进一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空间是否会被压缩，有待进一步商榷。 　　3 现代化界定说 　　以袁吉富、何萍、李维武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界定说，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翻译、传播、应用与发展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世界化的一部分。因此，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现代化界定说认为，在研究中呈现出了“中国视野”，同时也彰显了“世界视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需要将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一定程度选择西方现代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同时综合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思想界思潮之间的关系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中国哲学现代化问题，以及中国社会实践现代化等问题都有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和时代性，需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将时代精神的精华进行体现。”[4]，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