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基本精神.ppt

第五节 内向与开放 经学如此，史学、子学亦不例外。学术如此，政治、伦理、民俗莫不似之。自秦至清2000余年，虽朝代更迭无数，但封建君主集权专制的古圣先王之法却从无根本性变化。民间的生活生产方式也是重守恶变，不违祖制，唯古是法，遵古泡制。医家以祖传秘方为生，商家以百年老号为荣，学书法、绘画也需从临摹古人笔墨入手。社会团体、家族乃至丛林寺院则以师父、长老为尊，因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师长、长老便是道统的权威化身，年轻后学一旦被斥为“目无尊长”，便无从讲理。 第五节 内向与开放 任何面向未来的变革主张均有人搬出“成规”、“成例”、“成法”来加以阻挡。中国文化具有如此强固的遵统合模、尚古拒变的历史惯性，一切异言异服的改良开拓，新学、新政的革蔽创举自然难有存身之地，历史进步的脚步不免受到阻滞。难怪梁漱溟先生把“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所幸这一停滞局面终究被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所打破。 第五节 内向与开放 从共时的观点看，道统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眼光向内，重视内部的统一和凝聚，追求以我族为中心的一元价值系统，而在文化的横向交流和吸收上取被动的姿态。一般来说，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由于视野的局限，各民族都曾有不同程度的民族自我中心意识，每一民族都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并且处在世界的中心。 第五节 内向与开放 这样的意识在古代中国显得尤为突出，这是因为中国是东亚文化圈中成熟得最早的文明之邦，它与其他早期文明繁荣的地区如印度、埃及、希腊等在地理上又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于是，从拥有优秀文化而产生的民族自信，逐步发展为自我圣化的文化优越感。它习惯于以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的鄙睨目光打量四周的蛮夷异族。宋代学者石介在《中国论》中写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基于此认识，中国人便难以建立起人类文明多元并存共同发展的观念。 第五节 内向与开放 由于中国文化早期的高度发展，形成了较高的文化势能，以致它在与周边文化的碰撞与涵化中，总能成功地以本位文化为中心同化或改造异质文化，并且以雍容消纳的气度把某些外来文化因子如物种、艺术、宗教等转化为自己的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在遭到异族武力征服时也能保持文化的统一和延续。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中国文化强大的涵摄力，从而使中国的士大夫们很难想像在世界上还会有与自己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甚至更为先进的域外文化。 第五节 内向与开放 因此他们把以华夏为中心由内向外的辐射扩散视为文化传播的基本途径，把中国式的礼乐教化、纲常伦理视为衡量各国文明水准的共同尺度，而对来自他民族的文明成果则采取以尊临卑或视而不见的鄙薄轻蔑态度。如孟子所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种夷夏有别的统属观念根深蒂固，以致在古代中国人的词典里，外国人便意味着无知、粗野和文化未开。他不仅没想到向他学习，甚至不屑于去了解他们。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还无意与任何外国建立平等互惠的正式邦交。 第五节 内向与开放 在1793年，乾隆皇帝仍把前来请求建交通商传教的英国特使视为贡臣，将他所代表的英国国君看作“僻处重洋，输诚纳贡”，“倾心向化”的夷王。他不仅再三坚持要求来使行三拜九叩的觐见之礼，而且在赐英吉利国王的敕书中对其提出的建交通商要求严辞加以申斥。甚至到了19世纪后期，中国已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进攻下开始沦为半殖民地之际，清朝的大臣们还在为外国使节觐见皇上是否须行跪拜之礼而争论不休。如此夜郎自大的天朝心态，自然不可能客观公允地看待异质文化，也不可能通过平等开放的文化交流积极吸取他文化的营养，促进本位文化的发展与更新。 第五节 内向与开放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自古便是很保守的。实际上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华夏民族本身，就是众多种族和民族文化交流的果实，而作为中国文明走向繁荣的第一个里程碑的春秋战国时代，正是由于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开放交流和竞争才获得了文化上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南北文化汇通，民族大融合的局面。然而秦汉以来，统治者推行罢黜百家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片面强调文化价值的认同，尽管这一政策对促进“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民族文化统一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对外来文化的传入无疑产生了一定的排拒力。 第五节 内向与开放 因此，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过汉唐的丝绸之路、张骞出塞、唐僧取经、郑和下西洋等对外交流的辉煌记录，但从整个古代文化交流史来看，还是输出多于输入，被动接受多于主动吸取。并且就连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也往往得力于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的活动。除郑和下西洋及鉴真东渡等个别特例之外，中国人在几千年里几乎很少采取以向外扩散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为宗旨的主动行动。至于外来文化则只有在认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价值，服从其正统地位后才能被容纳，例如佛教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