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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社会管理的六个理念 　　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传播时代，很快适应这种生活环境的是年轻一代人；年长的人中，相当多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而制定虚拟社会管理政策和实施的人大都是年长的一代。年长的一代太容易按照惯性思维来决定治理技术。鉴于这种情形，提出一些关于虚拟社会管理的基本理念来加以讨论，显得十分必要。 一、“信息公开”理念 　　胡锦涛总书记早在2003年就指出，“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这里他提出的三方面的条件变化，每一方面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看看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的思想应该随之发生怎样的变化。 　　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时总结抗震救灾中信息及时、公开传播的经验，指出，“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强透明度”，“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好评”，“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这是要求将信息公开“形成制度长期坚持”，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形成”好。 　　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频繁，新的传播科技已经普及，传媒形态也多样化了，你可以不报，但无法阻拦世界其他国家报，也不能完全挡住网络、电话、手机，以及较原始的信件和最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权威性的权力机关不在第一时间出面讲真话实情，最容易造成信息多级传播中的扭曲和衰变，造成更大的社会不稳定。 　　2008年5月1日，我国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个法规的核心观念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近年群体性事件逐年增长，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没有贯彻好信息公开的原则，只有少数事件的处理是成功的，例如2009年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至今一些地方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采用的仍然是惯常的信息控制方法：拖延、隐瞒、封网、以诽谤罪抓人等。这种情形说明，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强调的“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确实是当务之急。 　　习近平同志2009年3月也说道：“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显然，中央最高层关于领导机关与传媒关系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我们具体工作的同志的认识没有跟上这种变化。 二、“执政为民”理念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说，“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执政者如果不想着为人民服务，遇到问题肯定绕着走，而现代信息传播的速度与广度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了，政府在信息提供方面不作为，人们可以有许多渠道，包括网络渠道寻找信息，而网络信息有可能存在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于是在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可能导致社会混乱。2009年7月杞县钴－60事件中，因为没有及时、权威的信息发布，又不会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解决危机，结果造成全县10万人大逃离的现代“杞人忧天”的奇观。今年2月响水县发生万人半夜大逃亡事件，原因同样在于当地在政府信息提供方面有欠缺。 没有执政为民的理念，当权者自然会把与政府相关的事务看得高于其他。例如召开重大会议，开会本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恰恰在这个时候，若发生重大的危机事件，常常传媒被通知不许报道，连经常发生的普通“坏事”这个时候也一概不许说。从道理上讲，我们党讲的政治，就是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可是当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事件发生时，政治会议的形式变得高于一切，这就颠倒了主次和是非。 三、“疏导信息”理念 　　1954年前后中国新闻界全面学习苏联后形成了一种不好的传统：凡是我们不喜欢的信息，对民众实行封锁，对党内干部实行分级透露，当时的传媒关于社会主义大家庭一概只报好消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一概只报不好的消息。敌人批评我们的内容一律不让见报。为防止民众获知批评我方的信息，还有专门的“偷听敌台罪”。1956年，刘少奇批评了这种观念，指出：“为什么资产阶级报纸敢于把骂他们的东西登在报纸上，而我们的报纸却不敢发表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呢？这是我们的弱点，不是我们的优点。” 　　我们从小学课文“大禹治水”中就知道了疏通的道理，堵截只能获得暂时的安定，最终损失更大。然而一到具体的社会管理上，思想的僵化和不合时宜让人难以理解。我们太习惯于水来土挡、兵来将挡了，而传播科技的发展，永远是有“盾”之后便有新的“矛”，而且“盾”的产生总是落后于“矛”的发展。如果我们的控制停留在筑坝的思维上，不管这个坝是绿色的还是红色的，永远挡不住水的溢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在观念上，我们习惯于把各种危机事件看作坏事，倾向于千方百计地“捂住”，不让别人知道。在当代社会，突发事件出现的机率较高，应当把这类事件视为一种常态来处理，把处理危机看做政府正常职能的一部分。社会也应该有这样的观念：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