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诗海清文学会议论文六经皆史与章学诚的文体观.docVIP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的文体观 何诗海 提 要：“六经皆史”说是统贯章学诚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在其文学思想和文体观念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此说对“文本于经”的传统文体学思想形成一定冲击，为宋代以来开始盛行的“史诗”说注入了新的内涵，催生了章学诚以史为宗的独特古文观，也影响了章学诚的小说文体观。 关键词：六经皆史 章学诚 文体观 “六经皆史”是《文史通义》开篇提出的著名论断，也是贯穿章学诚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命题。长期以来，学界对此命题的内涵及其在史学史上的意义、影响等展开了热烈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文史通义》并非就史论史，而是从广泛的学术史角度通论文、史，论文内容在全书占有重要地位，这在书名中已透露出来。章学诚曾自称“鄙著《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亦可见对论文的自负。作为统贯其学术思想的核心理念，“六经皆史”说必然会深刻影响章学诚的文学思想、文体观念，从而铸就史家论文的鲜明特色。而目前学界较少关注这个问题，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 一、“六经皆史”对“文本于经”说的冲击 “文本于经”说是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观念，也是古代文体学的重要命题。自汉代儒学独尊之后，文学批评中便出现了依经立论的风气，如司马迁评司马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王逸“《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等，都明确提出骚、赋等文体与儒家经典的关系。魏晋之后，随着文学的自觉，人们往往从经书中发现文章之美，遂视五经为文章写作之渊薮。如晋傅玄称“《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质足以相符”，“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陆机“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形成了文学批评史上比较系统的“宗经”说。文本于经，后世一切文体源于五经等，遂成为文体学史上的基本观念。刘勰、颜之推等还以实证方式，论证各体文章与五经的关系，如《文心雕龙·宗经》：“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统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越，终入环内者也。”此即“文体源于五经”说。后世不断补充、发挥刘勰的观点，将各体文章分系于五经或六经之下，逐步构建了以“文本于经”为核心理念的古代文体谱系。 “文本于经”说是以“尊经”为基本前提的，当前提动摇时，这一观念的合理性也随之遭遇挑战。“六经皆史”说恰恰动摇了“尊经”这一前提。在章学诚看来，“古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只是到后世才被儒家奉为经典，论其初始，“乃三代圣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六经既为对三代政教行事和典章制度的记载，自然只是三代的历史，而非万世不变之常法，其神圣地位受到了强烈冲击。当然，章学诚主观上并没有贬抑、否定六经，甚至还赞美“六经之道，如日中天”，“六经大义，昭如日星，三代损益，可推百世”。只是，这种赞美仅因六经记载了“三代损益”的历史，充分体现了章学诚“治教无二，官师合一”的社会理想，而非如世儒那样视六经为绝对权威与万世不变的准则。《答客问上》：“嗟乎，道之不明也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可见章学诚心目中的“六经之道”绝非空洞教条或绝对真理，而是存在于“三代损益”、“典章实事”，即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之中，道之所寓，“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不难看出，“六经皆史”说实蕴含着“道寓于史”、“以史明道”的观念。六经只是三代之史，而非史之全程，只体现了道在三代的发展状况，至于三代以下之道，便只能求诸三代以后之史了，故曰“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道之半”。因此，尽管章学诚并无贬抑六经的主观意图，但“六经皆史”说的内在理路，却在客观上出人意料也无可避免地起到了“模糊或打破六经神圣性的媒介作用”，六经不再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史的地位则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六经的绝对权威既已动摇，经、史地位此消彼长，“文本于经”、“文体源于五经”等传统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论修史籍考要略》：“史之部次后于经，而史之原起，实先于经。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仓颉尝为黄帝之史，则经名未立，而先有史矣。后世著录，惟以《史》、《汉》为首，则《尚书》、《春秋》，尊为经训故也。”六经皆史，而六经之前，早已有史，盖文字肇兴之初，本无经、史之别，亦无文、史之别，所有文字记载皆为史所牢笼，史的记载就是一切。六经之后，道仍延续、发展于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