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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学术的生机：走出西方学术规范复兴固有规范 复兴中国传统，必从正名始。正名之巨作。 我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思考了很久了，并且感触很深。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到学术界对于东方学术研究的方法与状况都不能令人满意，后来越来越感触到这一点。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感触最深，因为我这时虽然置身于中国名牌大学所设立的讲授中国传统哲学的课堂上，但接触到的都是很不令人满意的方法和教学，就像蒋庆先生在给我的信里说的那样，总把传统学术当作活化石来研究，也就是当作已经死亡了的东西来研究，出入于口耳之间，不能对自己的生命起作用，也不能对外界起作用，几乎成为一种没有用的学术。我觉得，现在这种对传统学术的研究，不管是我们的儒学、佛学、道学，还是对传统文学、史学的研究，基本上就是没有用，对学者的身心修养没有用，对社会也没有用。这种研究到了现在，其用途仅仅在于它成为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来源。他们在课堂上教学，可以拿到工资，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可以出名，也有利。可是发出来的文章又起什么作用呢？我看是作用不大。他们在课堂上讲授的这些东西对其学生又有什么用呢？我看用处也没有多大。老师总不把它当作一个真正的东西来讲，学生也是一听就完了，总之是出入于口耳之间，不能入心。正如北师大李景林教授所说“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哲理与教化一体的‘教化的哲学’，当它与现实社会体制解构，并完全成为学院化的学科、专业、知识时，承载它的‘以身体道’之群体，便因此而逐渐消失；中国哲学的讲习已从切于身心的‘为己之学’渐次转趋仅供生存的职业、口说的理论、记诵的知识一极。其结果便是中国哲学之‘道’的德性或文化生命内涵的衰减以致衰竭。”[1]所以我就想着如何改变这个局面。上研究生的时候就想要复兴传统的讲学之风，在《圣哲先师——孔子》这本书里也写到了这一点。前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思考有了一定的进展，可以说在见解上有很大突破，所以把我的一些新的想法跟大家讲一讲，有助于大家对于中国哲学的学习，和对于我这门课的听讲。说来话长，首先就要从梁漱溟先生的中西印三大文明体系讲起。 一、三种意欲、三大问题与文明三大系 梁漱溟先生成名很早，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梁先生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说是他以后一直所坚持的，从没有变过，也就是世界文化分成三大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他就是用这个三大文化的框架去观照世界文化之大势，以及当时中国文化的前途问题，当然也包括世界文化的前途。我觉得对于文化三大系的划分是梁先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我在接受了这个见解以后，文化方面的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到今天也没有变过。 三大文明体系的根据是什么呢？按梁先生的理解，也就是人生的三种态度，这三种文明体系各有不同的人生态度，或者叫做意欲，意欲不同，所以他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就不同，也就形成了他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不同了。梁先生对文化的理解就是一种生活样式——一个民族的生活样式就是文化。那么正是因为这些人的意欲不同，所以他们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正因为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所以他们在文化的各个方面，譬如政治经济精神生活等，就都表现出不同之风貌；这就是对文明体系的基本理解。 西方文明、西方文化的意欲是向前的。向前一看，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外物，所以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人对外物的问题。因为三大文化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所以他们最核心的实践也就不同。西方文明的最核心的实践是什么呢？就是生产实践，用毛主席的话说，叫做生产斗争。这就是西方人的状况，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以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学术体系，总之西方的文化长于制器驭物，着力于人和外物关系问题的解决。 补充一点，我们这里所说的西方文化主要指近现代西方文化而言，在历史上，西方曾发生过两次人生态度的大转折。一开始是古希腊的向前看外物的态度，到了中世纪突然发生了转折，从第一个问题突然折向了第三个问题，就是人对自身的问题，如何出世的问题，这就是整个一千年的宗教的年代。后来文艺复兴以后，这个人生态度又折回来了。所以，文艺复兴实质上是古希腊文化、古希腊人生态度的复兴。 中国文化的意欲是持中的，他不是只向前看，只看到外物，他关注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感情融洽的问题。而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的态度上，就不全是向前的，也不全是向后的，它是既有一个向前向外的这种看，还有一个回返过来看的问题，所以它是调和持中的，是在前后内外之间不断循环往复。这里边有一个向前的问题，因为他人是我们之外的。但要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仅仅像对外物那样向前去要求是不够的，必须得回过头来返照自身，这就是所谓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返求诸已”。所以说中国民族的这种态度是有一个向前的，还有一个向后的，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地循环往复。因为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