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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南方周末如何做深度报道 主持人：赵 金 嘉 宾： 郭光东：《南方周末》编委会委员兼新闻部总监、评论部总监 李 梁：《南方周末》时政编辑 大众报业集团部分编辑记者 　　主持人的话：2010年12月17日，《南方周末》编委会委员兼新闻部总监、评论部总监郭光东和《南方周末》时政编辑李梁，就深度报道和评论的相关问题，与大众报业集团的编辑记者们进行了讨论。本刊对讨论内容作了综合整理，以问答形式呈现如下，供业界参考。 　　问：《南方周末》每期都有有影响力的深度报道，策划水平比较高。现在很多报纸都意识到深度报道对报纸影响力的提升作用，但是在操作中缺乏连续性，没有形成持续策划、持续关注的机制，往往是碰到什么做什么，形成不了大的阵势。《南方周末》是怎样进行新闻策划和组织协调的？ 　　答：对新闻部而言，周一下午我们有一个编前会，大约两个小时，周四有周会，还有新闻部的一个评报会。周二还有一个会，相对比较重要，所有新闻部的记者、编辑，在家的全部参加，主要是报选题。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编辑中心制，策划基本上都是靠编辑这个层面来发动。编辑要把各个版面的想法，以及下期的题目和最近几期的想法提出来。记者报选题并不是必需的任务，为了鼓励他们的积极性，我们实行了报题奖励制度，记者报的题被采纳，上了版面，奖励500元，如果上了头版，奖励800～1000元，如果是好的策划，那可能会有2000元的奖励。 　　在这个会上，常规的选题可以出来，不过，由于这个会是很多人一起参加的，就会产生一种互相激励的作用，就像是一场头脑风暴。比如很多时候只是提了一个很常规的想法，但其他人补充，各种想法产生碰撞，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策划案。我们做过的很多好的选题，都是这么碰撞出来的。 　　问：一个选题提出来之后，怎么认定是不是一个好的选题？ 　　答：基本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这个选题出来后，在座所有人听起来都很兴奋：哗！这个好！要是你说出来大家没任何反应，在睡觉的还在睡觉，那说明你的选题就是个垃圾题目，我们不会从这个选题中做什么策划。另外一个，要看这个选题能不能做得出来，有没有可操作性。 　　2008年国庆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策划，是评论策划，被评为当年《南方周末》年度最佳策划，叫《我和我的国家》。国庆的策划很难出新，一般提到国庆节就被理解为“黄金周”，每次国庆一结束，媒体就统计今年国庆消费了多少，拉动了多少内需，哪里人头攒动，景点火爆。我们当时也是一筹莫展，后来想，还是要把国庆回归到它本来的意义，决定把焦点集中在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上。当时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大家都很兴奋，后来我们就决定，围绕四个问题，让读者来参与：1.我为国家做了什么？2.国家为我做了什么？3.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4.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 　　这四个非常简短的问题抛出去，很多读者就说，这一生中，还是第一次有人问他这四个问题，很受触动。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我和我的国家》这个策划用了评论部的全部四个版面，报纸10月2日出街后，好多人转了这四个问题，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自己的博客里回答。紧接着《羊城晚报》的记者也上街做了一个调查，随机访问街上的市民，“国庆是什么意思？中国哪一天成立的？”又过了一天，《人民日报》也发了一篇社论，好像叫“国庆不能只是黄金周”，估计也是受到我们这个策划的启发。 　　问：现在很多人希望通过媒体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媒体经常可以收到很多的报料，不免鱼龙混杂，你们是怎么来甄选这些报料的？ 　　答：每天通过信件、电子邮件给《南方周末》报料的也很多。从报料人的角度来讲，很多人都很苦，遭遇都非常值得关注，但是从媒体角度讲，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卖新闻的、卖新信息的，假如我们报了一个刑讯逼供案件，无数的人把刑讯逼供的事情再投给你，你再报这个肯定没多少人愿意看了，对国家的法治建设、媒体的责任，也起不到更好的作用了。所以，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时，我们只能残忍地甩掉了。媒体的责任是要“瞭望”，但不能老“瞭望”一个点。 　　问：《南方周末》的稿件中经常能爆出一些猛料，你们是采用什么方法得到的？尤其是一些官员、商务人士，他们比较善于打太极或者说制造迷雾，怎么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或者内幕？ 　　答：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跟官员打交道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一系列高端访谈，大概做了有十多个人吧，就是省部级干部，突破也是非常困难的。像海南省的省长卫留成，通过一些渠道找到他的秘书，跟他联系上之后，写个采访申请过去，然后他回过来讲一下他的意见，他可能愿意接受采访但是没有时间。我们就再去一次信，让他知道我们的意图，说明这次采访对《南方周末》是一个扩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