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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伦理与契约精神 第37期《万年基业》 文/刘亚伟（济南）刘亚伟，笔名亚子，原籍山东曲阜，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资深记者、作家、文化学者。出版有长篇小说《报社》、《今夜与谁同眠》，历史纪实《孔府大劫难》，以及《孩子可以说不》、《少儿科普三字经》、《中华环保三字经》、《远去的历史场景——祭孔大典与孔庙》等。另有中短篇小说、童话、散文、随笔、诗歌、评论等散见于各报刊。经常在影视作品中看到剧中人物凭着乡音找到老乡的情节，其实类似情况在现实生活里也很常见，在旅途中突然听到家乡话，会感到非常亲切，平添一种信任感、安全感和归属感，一场交谈由此展开，也许就此交上一个新朋友，平添了一个新机会。中国人讲情义，认老乡，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比如买东西，本来还想着讨价还价呢，一听是老乡口音，立马成交了。据说，曾有人为了和客户“套近乎”，专门学习对方的方言呢。我虽然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外地，但家乡话始终没丢掉，每次踏上故土，家乡话就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过去，对此未作过多思考，这次为写这篇文章，认真反思，才意识到，回到家乡说家乡话，不仅仅是入乡随俗，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享受当地人待遇。比如曲阜是个旅游城市，满大街都是民间导游和推三轮车的在招徕顾客，尽管你刚刚拒绝了一个，仍会有人走上来询问，一路走过去，无尽无休，但只要你亮出家乡话，就再没人来骚扰。再比如上街买菜，当地人与外地人可能就是两个价格。最明显的是进饭馆吃饭，对外地人那就是宰你没商量，对当地人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什么事都好商量。费孝通先生用石头丢入水中，在水面形成的一圈一圈的波纹，来形象地说明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被波纹所推及的就产生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互相联系起来，构成以人为中心，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一张张关系网。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家庭关系的放大与延伸，首先是父子，然后是近亲，继而是远亲、朋友，远至同学、战友、老乡都可以拉入这个圈子，成为“自家人”。最近为了侍奉卧床的老母亲，我在老家长住了几个月，对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熟人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体认：且不说子女入学入托、求职就业……办这些大事需要找熟人，就是到医院看病拿药，甚至买东西、修家电，首先想到的也还是找个熟人，没有直接的熟人也要托人给介绍一个间接的熟人。熟人还就是管用，不仅可以把事情办快、办好，有时还能减免一些费用。让人觉得，在这种社会，没有关系就寸步难行。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明明有关系而不用，明明认识他而不去找他，这个熟人会认为你看不起他，有时候反而会成为障碍。有熟人好办事，能优先办事、顺利办事，有效率低成本地办成事，“肥水不流外人田”“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对熟人伦理最通俗的诠释。当然，规则也是存在的，但那是为了让你碰壁；法律也是有的，那是为了治你；只有一个方向朝你开放：努力进入一个圈子，向权力献媚、示弱、上供，像狗一样摇动尾巴表示顺从听话，或者躺下来四蹄朝天，把你的肚皮展示给他看，表示你的臣服，交出你的一切，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换取你的生存。当然，所有人都知道还有一条路，造反、夺权，自己做主子。那风险太大，一个人面对整个国家机器，想想都让人胆怯。你得忍耐、等待。如果你的生命够坚韧，等到了大多数人都不想再忍耐，那就是出气撒野的时候到了。中国历代农民运动，近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如此，其结果我们都看到了——暴力的周期性循环，专制的一次次复制。中国人的法律、规则、道义，要看面对的是谁，是见人下菜，看客杀鸡，人有亲疏远近，菜有三六九等。你是什么身份，有什么背景，相互之间是何关系，这是首先要考虑的。比如关公，他的忠义就只对刘备，不会对孙权和曹操，曹操曾用尽方法，美酒美食，赏赐无数，最后的结果却是“封金挂印”，不辞而别。当然，《三国演义》故事里，曹操的宴席赏赐最后也还是起到了作用，在“华容道”换来了关羽对其的捉放之恩。倘若关曹二人是初次交往，那情况可能截然相反。人情大于王法，法律、制度、规则往往要让位于人情，为朋友为家人可以“两肋插刀”，以身试法；为情面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高抬贵手”“放兄弟一马”，而不管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曾有律师深有体会地说，打官司其实是打关系。所以有人把“熟人社会”亦称为“关系社会”、“后门社会”。在传统的熟人社会里，这种道义由最亲近的人向外逐次扩展，首先在血缘亲情那里发挥作用，然后扩展到熟人圈子，再到熟人的熟人，使这个圈子会呈现出滚雪球式的扩大趋势，但以道义决定的诚信强度也逐次衰减。“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你在熟人圈子里所处的位置与身份，决定着你的尊卑、权利和义务，是你获得特权的主要途径。随着社会的发展，当需要扩充这个圈子时，最便捷和最基本的方式是，先把“外人”变成“熟人”，进而变成“自家人”。古时候，效仿桃园三结义，就是改变人际关系的有效方式之一。现在，则先是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