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的生命线分解.docVIP

中央红色交通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与各革命根据地联络的南方交通线由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经香港，广东汕头、大埔、福建闽西汀州到中央苏区红都江西瑞金，由中共中央交通局直接领导。它不仅传送着党中央与苏区的往来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质和经费，而且完成了党的中央机关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重大转移，安全护送一批党中央领导和党、政、军负责同志到达中央苏区，被誉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为支持中央苏区的创建，沿线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承担了红色交通线（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汀—瑞金）各中转站的任务。各中转站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护送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博古、聂荣臻、刘伯承、左权、李富春、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邓颖超、蔡畅、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瞿秋白等与国际人士（李德），护送过无线电设备、技术人员及著名文艺工作者，以及苏区300万人民每年需要的价值900万元的食盐和价值600万元的布及其他苏区紧缺物资。 （一）汕头红色交通线血脉直达中央苏区汀州、瑞金 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有一条途经汕头的秘密交通线，它担负着党中央从上海到苏区的转移任务，它就是人们称颂的“红色交通线”，这条通向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却自始至终不受破坏，成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近日，记者走访了汕头史学界学者、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研究员秦梓高，听他讲述这条“红色交通线”的革命故事。 　　镇邦街7号、海平路98号是中共地下秘密中转站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沟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及严密的经济封锁，决定建立一条由上海、过汕头、转大埔、入永定、到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这条横越沪、港、汕三大城市，绵亘闽粤赣三省高山密林间的千里交通线，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关卡，穿越赤白交界地区的层层封锁线，闯过军警的盘查和暗探的追踪，避开反动民团的袭击，严防叛徒的出卖和破坏，这些困难可想而知。但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交通委员会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始终未遭敌人破坏，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被誉为“红色交通线”。 　　1930年底，中央调南方局秘书长饶卫华在香港建立香港交通大站，与此同时，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来汕头镇邦街7号建立中法西药房分号，作为交通局直属交通站。1931年，为防止意外作两手准务，中央交通局又派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来汕头筹建备用交通站。陈彭年等三人接受任务后，以上海客商身份，于1931年一二月间来到汕头，并在海平路98号租到地方，选择便于为苏区筹措电器材料的行业作为掩护，开起华富电料行。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叛变，汕头中法药房交通站停用，正式启用华富电料行这个秘密中转站。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瑞金，这条秘密交通线成为中央苏区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汕头交通站在中央交通局直接领导下，坚持长达4年多，既为土地革命战争作出特殊的贡献，也为汕头革命斗争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通过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干部达200多人 　　“红色交通线”的主要任务是沟通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联系、护送干部进入中央苏区。国民党军数次“围剿”中央苏区这样重要的情报，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传递的。交通线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向中央苏区输送物资。据不完全统计，这条交通线先后输送食盐、布匹、药品，以及电器、印刷、军械等物资有300多吨。此外，这条交通线还担负着把中央苏区在斗争中缴获的黄金、白银、现钞交给党中央的任务。1931年吴德峰到中央苏区提款，一次就带走20万元。 　　“红色交通线”护送干部到中央苏区规模比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冬至1931年春夏间，是时革命形势较好，为了发展扩大苏区和红军，打破国民党的“围剿”，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去加强领导。这时，经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有100多人，其中有任弼时、刘伯承、徐特立、张爱萍、左权、项英、邓发等，还有从苏联受训和旅欧学习回国的几十人如肖劲光、伍修权等。叶剑英是1931年初由香港经汕头到中央苏区的。 　　第二次是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因顾的职务与地位，对上海党中央内部情况熟悉，他的叛变严重威胁着中央直属机关和高级干部的安全。在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果断机智指挥下，干部及时转移。有的疏散外地，有的撤到中央苏区，如周恩来、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 　　第三次是1933年1月前后，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难以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经此线进入苏区的有博古、刘少奇、陈云、李维汉、林伯渠、谢觉哉、瞿秋白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等人。 　　除这三次较大规模的护送外，还担负经常性的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