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坦言自己不如以前接地气：参加高规格活动太多了参考资料.docVIP

莫言坦言自己不如以前接地气：参加高规格活动太多了 10月27日，电视剧《红高粱》登陆山东、东方、浙江、北京四家卫视，开播以来收视飘红。近日，参加完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莫言接受制作方山东卫视的独家专访，这是他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首度接受访问开谈“红高粱”背后的故事。 【谈电影《红高粱》】 “其实酒是不能炸鬼子的” 记者：诺奖之后，您被封为中国文学界的标杆，您觉得您现在接地气吗？ 莫言：应该说不如以前接地气了，因为我参加规格比较高的活动太多了。譬如经常在电视台里做节目，这个地方是不接地气的，这个地方接“电器”。 记者：您现在成为很多人敬仰的很雄伟的一座“高山”。 莫言：高密没有山，高密最高的一座山，海拔5米。 记者：在《红高粱》当中，我们感受到战争的悲惨、壮烈，您参军的时候没有经历过一点点枪林弹雨吗？ 莫言：我参军是1976年，是和平年代。1977年、1978年边境战争我的一些战友参加了，我当时非常渴望能上战场，但是后来因为部队的工作性质我没有这种机会。当然军事训练还参加了一些，在新兵连里面有射击训练、投弹训练，有人认为我军事技术很差的。恰好相反，我在新兵连射击成绩是优秀的，10发子弹打了80多环。 记者：谈到《红高粱》，要提到张艺谋导演的那部电影《红高粱》，这部电影其实拍完之后改变了很多主创人员的命运，像巩俐、姜文、张艺谋。您觉得您的生活有变化吗？ 莫言：我的生活没有很大的变化，尤其对我的创作心态没有影响。《红高粱》之后我知名度高了，对于出版可能更加便利一点。过去我没有名气，这部小说人家要这样、那样的修改。写了《红高粱》之后人家不让我修改了，我写什么样人家按什么样出。其它的变化我觉得一点没有，也是不对的，毕竟还是从《红高粱》拿了很多稿费，拿了稿费家里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宽裕。 记者：当时导演怎么找到您的？ 莫言：他最先找到了《红高粱》的责任编辑朱伟，就是现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他说张艺谋想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我说没问题，后来约定时间，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BB机。 记者：他在哪儿找的您呢？ 莫言：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筒子楼里面，因为放暑假同学们都回去了，我是有一个中篇没有完成，急着要稿，我在那边加班。他当时光着膀子，赤着脚，提着一只断了带的鞋等等。我说他像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他说我像生产队的会计。一个会计和一个队长完全可以领导一个生产队，一见面产生一种信任感。我后来作为编剧之一也参加了这个剧本的创作。 有一些关键性的细节，张艺谋问我能不能用高粱酒就像炸弹一样炸鬼子的汽车。我说据我所知可能性不大，我们把一桶酒甩在地上不可能起火，这个细节经不起推敲。我当年为我父亲用小壶撩酒，酒开了以后沸出来才会引燃，而且火是绿的，弄到手上看不到。但后来他还是把酒坛子向炮弹一样撒向敌人的汽车爆炸了，观众也没有追究这个细节是否真实。 【谈母亲】 母亲一辈子不容易 记者：母亲在您心里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莫言：我觉得我母亲是最普通的中国北方的一位母亲，一辈子不容易，饱经了人世的苦难。她特别的善良，她确实是我们左邻右舍里面都非常尊敬的一个女性。村子里面很多人家要结婚，那时候农村妇女要开脸，开脸就是用两根线把新娘子脸上的汗毛绞去。这时候需要找一个人品端正，子女成群，家里面上有公婆，下有孩子的一个人。我牢记着我母亲给人家新娘子开脸回来那样一种表情，那样一种幸福感。总之她是很善良的人，一辈子从没跟任何人吵过架，没跟村子里任何女性吵架。 小时候我特别孝顺她，赚了钱以后想着首先应该给母亲，买一点特别好吃的东西。 记者：大哥(管谟贤)用几个物件概括了您人生的几个主要阶段。第一个是一块煤炭，这是为什么？ 莫言：我在《蛙》这部小说描写一群孩子吃煤块的事情。1963年、1964年之后了，学校拉了一车煤，煤里面带着松香的，也是半是恶作剧，也是半认真，大家吃煤，煤不可能好吃，但是我们当时真吃过。饥饿始终是一个问题，后来在农村到了1965年情况好转了，那时候也是半饥半饱的状态，就是跟饥饿有关。 记者：第二个人生主要阶段代表物件是一本字典。 莫言：字典我前面讲过，在村里没书可读翻的字典。 记者：这是小时候的事？ 莫言：小学辍学之后，村子里的书看完了，无书可读就拿着本字典翻来翻去，也是一种自学。创作总认识几个汉字，小学五年级学的汉字对创作来讲远远不够。只有阅读，阅读的时候碰到不认识的字查一下字典，等于弥补了这种学校的知识不足。 记者：还有一个是两块狼牙山的石头。 莫言：我在保定满城县的地方当兵，离狼牙山比较近。那时候我开始文学创作。保定市当时有一个刊物叫《莲池》，往《莲池》投稿，终于有一天收到《莲池》编辑部的一封信，我的小说《春夜雨霏霏》发表了。 记者：再到最后一个奖杯。 莫言：他讲的应该是诺贝尔奖杯，诺贝尔没奖杯，就是一个奖章。 记者：我们导演在今天访谈开始之前提醒我说，曾经有两个人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