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高翻vs上外高翻.docVIP

作为宿敌，北京和上海的恩怨情仇是人所共知的；北外高翻和上外高翻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是这两个城市的关系的缩影。 正如北京人常为北京城悠久的历史而自豪一样，北外高翻也会因为自己的历史远远长于上外高翻而自豪。一讲到历史，上海和上外高翻就不免气短，这是不争的事实。北外高翻的前身是联合国译员训练部，早在1979年就成立了，是中国第一个职业译员培训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之后，为了解决同声传译短缺的问题，联合国决定出资在北外建立译员培训部。这个培训部从1979年一直持续到1991年(最后一批毕业生1993年毕业)，为联合国培养了将近300名口译和笔译人员，其中有些如今已退出翻译界，转而活跃在其它战线（譬如人们熟知的前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另外一些则至今仍活跃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曼谷、内罗毕等联合国机构驻地。联合国译员变成终身制之后，暂时不需要太多新鲜血液，联合国译员训练部也就随之停办了。 北外不舍让一个如此优秀的培训基地就此消失，于是将其改头换面，于1995年成立了后来人们所熟知的高级翻译学院，其宗旨也相应地发生变化，由为联合国培训译员变成为国内各大部委和企业培训译员。不过自2001年起，联合国数次在中国举办语言类竞争考试，为中文处招聘后备人员，填补因为退休或辞职带来的空缺，北外高翻学院的毕业生又有大批人员进入后备名单。今年刚刚揭晓的最新一轮语言竞争考试中，全球一共有16人通过口译和笔译考试，北外高翻学院的毕业生占了7个，本人有幸成为其中一员。据联合国负责语言事务的副秘书长在纪念北外高翻学院成立30周年院庆论坛上介绍，联合国现任50名中文口译人员中，有48个是北外联合国译员训练部或者高翻学院毕业的。在过去30年间，北外高翻逐步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译员培训模式，被业界同行称为“北外模式”。 而上外高翻是2004年才组建的，当时除了北外高翻之外，广外也早已有了自己的翻译学院，上外高翻绝对是一个后来者。从历史和影响力的角度而言，北外高翻相对于上外高翻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这是毋庸置疑的。尽管上外高翻是后来者，可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后来居上的道理，中国人并不陌生。可能上外高翻一开始就认识到，他们不可能跟北外高翻比历史，要想赢得竞争力，只能靠加强师资力量和学生建设，这是唯一的出路。 一个学校的影响力最终是要靠其学生实现的。北外高翻之所以有今天，说到底也是因为它培养的学生足够优秀。过去30年中，北外高翻与其前身一共毕业了不到1000人，里面出了数百名联合国译员、外交部译员（譬如著名的朱彤和张建敏），还有很多不太进入常人视线其实也很优异的其它人才。北外在国际上的声誉，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些人打响的。 说回正题。上外高翻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正赶上国内媒体开始大肆炒作同声传译，实在有些生不逢时！连我也不得不怀疑他们只是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大赚一笔，因此最初我对这里多少是有些鄙夷的。不过这几年下来，我发现他们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倒不由得赞叹起来。当然，我不大清楚上外高翻的具体运作是怎么样，毕竟没有当过它的学生，我对它的了解只源于网络上搜罗的一些点滴印象和同行们的口头交流，不一定准确。不过单就我的印象而言，我觉得上外做得其实很不错，我对它的顾虑也随之消散。 首先上外聘请了一批活跃在一线的译员(practising interpreter)做教师。学口译的人都知道，教口译的人自己一定要做口译，否则就会出现与社会实际脱节的现象。上外高翻的老师不仅自身都是兼职口译，而且都颇有些来头的，譬如以前在北外教我们的加拿大人杜蕴德（同传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啊，也是我终生仰慕的对象）、联合国口译员戴慧萍（北外联合国译员训练部毕业生）和黄迅余（巴黎三大高级翻译学院毕业生）、上海市外办翻译室翻译董鹤莉（北外高翻毕业生）、国际上小有名气的翻译理论家Robin Setton和Daniel Gile似乎也在小杜的引荐之下担任了上外高翻的短期教职，这些人全部都是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的会员。而相比之下，北外的师资力量就有些相形见绌。很多现任老师都是北外高翻自己近几年的毕业生，一毕业就留校了，其中很多做上几年就辞职做自由职业者去了。近亲繁殖倒不要紧，毕竟翻译这个圈子就是这么小，关键是他们经验不足，尤其是国际经验不足，那就只能做个接力棒，把他们从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在原封不动地传授给他们的学生，这是个问题。说到这里，又忍不住抱怨一下中国的教育体制。现在博士过剩，是个大学招老师都要求是博士，如果是针对研究型的专业，倒也无可厚非。可是口译这样的实用型授课式专业，有博士头衔却不会做口译有什么用？有的学校（例如清华）倒是不要求博士学位，却要求应聘者必须是30岁以下，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翻译难道不是年龄越大资历越深吗？ 第二，上外在招聘学生方面非常谨慎。尽管2003年之后高级翻译学院在中国雨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