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整理】重新寻找农村改革的动力源.docVIP

重新寻找农村改革的动力源 党中央提出“三化同步”的新理念，这是对“三农”工作的重新定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也是一次牵动全局的战略性结构调整，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战略部署。“三化同步”的核心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让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发展、同样发展、同时发展。农民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农村是农业现代化的载体，三者互为依存，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因此，推进农业现代化，当务之急就是重新寻找、发现、建构农村改革的动力源。　　农民不能成为农村改革的旁观者，要成为推动者　　没有谁比农民更了解自己，没有谁比农民更关心自己，也没有谁比农民对自己更负责任，农村改革的主体、主力必须是农民。但是近年来农民对改革的热情逐渐消退，成了改革的旁观者。　　1.有些改革行为让农民利益受损，农民无心参与。农村改革以来，农民确实得到了很多的实惠，但算总账恐怕只及“圈地、圈钱、圈人”三圈的N分之一。一是圈地。30多年来，近3亿亩土地被廉价征收。国外修高速公路的征地成本占百分之四五十，我国修高速公路征地成本只占百分之几。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高达2.7万亿，而多年来农民从征地中获得的补偿有专家测算不到百分之十。征地拆迁事件大量发生，国外征地都是政府告农民，中国全是农民告政府。《新世纪周刊》2011年28期报道，郑州郸城县城关镇胡庄36位农民状告县、市、省政府，四告四胜，但土地依然被征。二是圈钱。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加上邮政储蓄都是从农村像抽水机一样吸储资金，而鲜有为农民贷款。股票市场上，股民的数万亿资本在短短的20年里不翼而飞。美国在近50年里，股民从股市每年平均获利都在10%左右。三是圈人。2亿多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是农民工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使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引以为豪的人口红利基本被城市掠走，农民在城里干的是又苦又累又脏又险的工作，报酬最低，还得不到市民权利。我们消费着廉价商品，实际上我们消费的是农民工用生命价值换来的廉价。社会指责商人有原罪，其实每个城里人都应有原罪感，都应以负罪的心态善待农民工。如今，“三圈”的力度依然未减。毫不夸张地说，“三圈”格局不破，“三农”问题无解。　　2.精英流失，农民无力参与。“农村是人才的播种机，城市是人才的收割机”，农村收入低、待遇差、机会少，留不住人才。中国八、九亿农民不乏各式各样的人才，但有2.5亿外出打工，其中1亿多人选择进城谋求发展。纵揽中华历史，无论是做官的，还是经商的，都讲究“叶落归根”、“衣锦还乡”。连当了皇帝的刘邦、朱元璋也不例外。反观今日，从农村走出来的社会精英但凡进了城，都不愿再回去，即使在城里过得不好，也会坚持留在城市。农村大学生毕业后，宁可留在城里做些与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也不愿回到农村。正在全国开展的大学生村官工程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绝大多数大学生村官只是以此为跳板，到农村仅仅是一次锻炼和一个过渡，而不愿意扎根农村。一方面是新农村建设亟需人才，另一方面是农村人才单向流入城市。当官的不回乡养老，经商的不返乡创业，学业有成的不回乡报效。在不久的将来，即使中国城市化率达到70%，仍有四、五亿农村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我们建国时的总人口。我们搞了几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农村人口不见减少，反而增多。一个以老弱病残妇幼为主要群体的农村人口结构，自身尚且难保，更何谈改革与发展。如何以“人”的发展，解决“口”的问题，是农村改革面临的严峻课题。实现城乡人才的互动，是推进农村改革的关键，农村人到城里寻找简单劳动、大学生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如何建立这样一个良性循环机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大问题。　　3.政府角色转换不到位，农民无法参与。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过渡，首先需要完成的是思维方式的角色转换。这一角色转换已历经60多年，至今还未到位。一些基层干部由于长期受到革命传统的熏陶，加上老一代的言传身教，对于执政时期与革命年代的角色定位、工作方法等方面的区别没有进行深入思考，还不明晰，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带有较深的革命年代的印痕，以致用革命年代的方式处理和平时期的问题时有发生。在各种文件、讲话中，军事化的用语常常充斥其间；在具体工作的思路、措施、方法上，也时现军事化的套路。一些人惯用军事观察的眼光看待社会，以“社会恐惧症”的心态树立“假想敌”。在政府的各项工作如征地拆迁等，明显透露出军事化行为的影子，摧枯拉朽的阵势，整齐划一的模式，疾风暴雨的方式，谋划行动的统一性，主观推进的强制性等等，都充分体现了军事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乡村两级的基层干部大多只管两个“不”，一是“不乱”，二是“不生”。改革与发展只能退居次要位置。农民在这种强势行政面前，想参与改革而不能。深化改革，就是要构建一个政府、市场、社会三驾马车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相互制衡的多元治理结构，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该市场的给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