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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专稿 | 邓晓芒：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邓晓芒???????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与儒家学说的交锋就没有中断过，这其中包括在著作和文章中对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展开批判，乃至于在学术杂志上连篇累牍地与儒家学说捍卫者们展开你来我往的反复论战。而用来批判的参照物，则是西方哲学和文化提出的一些普遍原则，以及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的中国当代现实生活。???????纵观30多年来的国内学术界，在公开进行与传统文化、主要是与儒家文化的论战的人中，我恐怕要算是数量最多、连续论战时间最长、批判最猛烈的了，因此在学者群中似乎已获得了“西化”、“偏激”的定评。不过，也有一些眼尖心细的人、包括同行和学生都看出来，并且直接向我说出来，即我本人其实骨子里奉行的还是儒家的做人原则，这不光是指我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方式，而且是说就在我大力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我也是本着儒家精神在尽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职责。对此，我自己从来都不否认。我曾经公开说过，如果不是秉承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作为一个学者我也许会更倾心于对宇宙太空的科学探索。这本来是我儿时曾经有过的志向，它出自于对大自然奥秘的强烈好奇心。???????正是由于在青年时代10多年的底层历练中，命运将我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惊涛骇浪，才使我的思想关注点转向了国是民瘼，从而在这一点上，与儒家精神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甚至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受儒家思想浸染2000多年的国度，一个现代学者完全摆脱儒家精神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从根本上来说还不止是一个思想影响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存方式的问题。儒家思想本身正是在这种几千年一贯的生存方式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这种情况好坏与否，我在这里不作价值评价，至少这是一个谁也摆脱不了的客观事实。???????这就留下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我到底和儒家是什么关系？如何定位这种关系？我想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展开谈一下，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个原则：自否定???????论语(明刊本)???????根据我所提出的“自否定哲学”，真正的自由体现为自否定原则。所谓“自否定”，就是自己否定自己，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但由于它是由自己来完成这一过程的，而不是由于外来因素的强迫，所以它并没有把自己完全取消，而是改变了自己的形式，提升了自己的层次。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儒家文化，则可以说，儒家文化在今天迫切需要进入一个自否定的程序，才能保持自己继续发展的生命力。我曾经在很多地方表达过这样的原理：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地弘扬传统文化，否则只能是败坏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在今天，就体现在它是否有勇气、有能力展开一场自我批判。凡是对儒家文化不加批判地一味捍卫和继承的人，都只能把儒家文化推入绝境。他们以儒家文化的正宗代表自居，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适得其反，他们才是儒家文化的埋葬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承认自己是儒家，也就是一个批判儒家的儒家，或一个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儒家。我认为，这一明确的定位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儒家关系的一个关键性的推进。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似乎没有一个启蒙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反传统作过如此定位，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孔家店，或者让自己脱离传统文化的束缚，迎接“西化”的洗礼。即使有的人并不认为儒家文化全部不行，必须有所保留、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他们总体上都自认为已经超出儒家思想的局限，已经完全是立足于世界潮流和新的标准来看待儒家思想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我曾经在《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一文中谈到，不论是五四启蒙还是1980年代启蒙，“中国的启蒙思想家都更像是一些谋臣或智囊，……因为他们的目标并不在问题本身，而在于治国平天下的实效”。中国的启蒙者从来都没有真正超出儒家的樊篱，而是以几乎天生的儒家的眼睛在对传统儒家作出挑剔和取舍，乃至加以全盘抛弃，而这种态度仍然是儒家的。???????这样看来，是不是我与五四以来的这些批判儒家的儒家就没有任何区别了呢？当然不是。根本性的区别在于，他们都是不自觉的，而我是自觉的。例如，鲁迅就自认为自己受庄子和韩非的影响很深，但却否认自己也受到儒家的影响。其他启蒙思想的追随者也都急于撇清与儒家的关系。但是，当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全新的“新青年”、“新的女性”的时候，他们恰好把自己的儒家化的理解渗透进他们引进的外来文化要素里面去了。我在《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中曾指出，五四知识分子所谓“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周作人语），其实并没有吃透西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髓，甚至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体现为道家放纵才情的狂士风度与儒家的博施济众的“圣人主义”的冲突。当然，我指出他们在骨子里浸透着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的基因，并不是表明我自己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超越这种基因的限制，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