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免疫法的神话.doc

癌症免疫疗法的“神话” 众所周知，癌症的标准疗法包括手术、化疗、放疗。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疗法的疗效在不断地提高，副作用则不断地降低，但还远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患者在承受癌痛的同时，也往往要承受治疗带来的痛苦。相当多的晚期患者，到了无药可医、无法可治的地步。带着无比焦虑的心情，患者及家属到处抓“救命稻草”，“病急乱投医”，这种心理往往就被一些医疗骗子利用，结果最后“人财两空”。而癌症免疫疗法就不幸成为骗子们的行骗工具之一。 癌症免疫疗法，也可称为“生物疗法”、“细胞疗法”或“自体血活化疗法”等等，本质上来说就是试图增强人体本身的免疫系统，以清除体内的肿瘤细胞。疗法种类很多，“琳琅满目”，不过在网络上或者街头广告里，可看到共同流程：抽取患者的血液或者提取患者的肿瘤细胞，在体外做一些处理，然后回输患者体内（打到血管里或者直接注入肿瘤里），往往声称有很高的“治愈率”（说50%都算谦虚了）。这些疗法与癌症的那些标准疗法有很大不同： 首先创伤小，只要抽点血或提取点组织，不用像手术要开膛剖腹； 其次，没有给人体打入外来的药物，没有化疗药物的毒性，而且是利用人体本身的免疫系统，给人带来“天然”“低毒”的感觉。 可真有那么神奇吗？ 人体免疫系统（来自默克家庭医疗手册） 先说说什么是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就是人体内一群器官、细胞和分子物质组成的“国防军”，保卫人体不受到外部或内部“敌人”的侵害。外部的“敌人”，主要就是病毒、细菌、真菌等病原体，有名的禽流感就是其中一员；内部的“敌人”，则主要指癌细胞。“国防军”工作的流程：先有少量“侦察部队”发现入侵的“敌人”，然后把“敌人”的信息传递到“国防军”的“军营”（骨髓），“军营”产生大量“战斗部队”，赶过去消灭“敌人”。能不能消灭“敌人”，主要看两方面：“侦察部队”能不能识别“敌人”，“战斗部队”能不能消灭“敌人”。免疫系统对消灭外部的“敌人”（病毒、细菌等病原体）比较有经验，大多能产生足够的战斗部队去消灭之。而对于内部的“敌人”——癌细胞，则往往“家贼难防”，免疫系统的表现要差多了。原因有很多，比如： 癌细胞会产生一些伪装（如糖蛋白或黏多糖）把自己包起来，让免疫系统的“侦察部队”识别不出来。 癌细胞来源于体内正常细胞，跟正常细胞很相似，免疫系统难以识别。 癌细胞被识别出来的难易程度不同。容易被识别出来的癌细胞很快就被消灭了，而不容易被识别的则存活下来，造成“免疫选择”的效果，就跟自然选择一样，癌细胞也会发生“进化”，越来越不容易被免疫系统识别。 癌细胞繁殖迅速，即使能被识别，免疫系统消灭癌细胞的速度赶不上癌细胞增多的速度。 癌症免疫疗法之父：威廉姆 科莱（William B. Coley） 癌症免疫疗法给人感觉是一种新式的疗法，其实它的历史要早于癌症的标准疗法，甚至早于科学家对免疫系统科学认识的形成。19世纪90年代，美国医生威廉姆 科莱（William B. Coley）发现某些癌症患者虽然在手术之后出现意外的病菌感染，但他们的治疗效果看起来似乎要好于没有病菌感染的那些患者。于是科莱认为是病菌感染激发了患者的免疫系统，去消灭癌细胞。刚开始，他把活的病菌注入患者体内，结果造成致命的感染。于是他就改用灭活的病菌。科莱发表大量的病例报告，宣称他的疗法非常“有效”，很多患者的肿瘤都“奇迹般”消失了。但一直到1936年科莱去世，他的疗法都被广泛地质疑。科学家质疑的理由有： 大多数有效的病例来自科莱自己治疗的病人，其他医院的医生没有重复出这种疗法的“神奇”疗效，重复性很差； 仅仅有个案报道，没有大样本、随机对照实验，而后者是证明临床疗效的金标准； 一些回顾性研究发现科莱的疗法与同时期的其他疗法在患者生存率上没有差异。 很快，手术、化疗、放疗异军突起，免疫疗法就渐渐湮没无闻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免疫疗法又逐渐开始成为肿瘤学家的宠儿，这得益于人们对免疫系统不断深入的认识。可惜直到今天，免疫疗法还未取得什么重大突破，在疗效上完全不能与其他标准疗法相比。 被医学专业机构批准应用于临床的免疫疗法主要有两大类：单克隆抗体与癌症疫苗。其中单克隆抗体相对成熟，是在人体外生产出来的专门针对癌症的特异性抗体，药品也很多，确实对一些肿瘤有效，但价格昂贵，性价比远低于其他标准疗法，只能作为二线治疗；而最吸引人的是癌症疫苗，承载着人类通过增强自身免疫系统对抗癌症的美好愿望，可惜真正批准应用于临床的产品寥若晨星。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应用于临床的癌症疫苗仅有4种。其中3种是预防性疫苗（预防宫颈癌的Gardasil与 Cervarix，以及预防肝癌的乙肝疫苗），这3种疫苗与其说是癌症疫苗，不如说是病毒疫苗更准确。人乳头瘤病毒（HPV）与乙肝病毒（HBV）分别是宫颈癌与肝癌的明确病因，所以疫苗预防了病毒，也就等于预防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