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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制度分析框架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女性就业 〔摘要〕女性与男性的就业差异不仅源于性别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及性别歧视，还源于制度因素的影响。本文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例，应用制度分析框架，具体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女性就业产生的影响，探讨了该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前劳动力市场效应、劳动力市场效应及混合效应。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女性就业；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现有的经济理论主要将女性与男性就业的差异归因于两个方面：第一，由比较优势、人力资本、禀赋差异所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性别差异。第二，由雇主偏好、统计性歧视等所引起的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1]。实证方法如工资差距分析方法如oaxaca分解，neumark分解、brown分解等也通过分解男女之间的性别工资差距，来得出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程度 [2]-[4] 。 综合来看，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似乎都没有将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的影响因素来研究其在女性就业过程中的作用。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一个社会所面对的机会部分地由它的制度所决定，这是制度最重要的作用，制度的变化能产生新的机会组合[5] 。诺斯将制度定义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6] 。制度包括人类用来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约。正规的（人类设定的规则）还是非正规的（如习俗和行为准则）兼而有之[7] 。正规规则能贯彻和增进非正规制约的有效性，它们可能会降低信息、监督和实施成本，因而使得非正规制约成为解决更为复杂交换的可能方式[8] 。正规规则也可能被用于修正、修改或代替非正规制约。 按照制度理论，正式制度一方面直接对人们的行为选择作出约束或激励，另一方面通过对内含着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的非正式制度的修正来改变人们的选择集合。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制度通过提供约束或激励，改变人们的行为决策，从而导致劳动力人口就业状况的变换。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认为，人口增长的限制来自于土地所能长期提供食物的能力[9] 。这一理论已经遭到广泛的批判。贝克尔认为，生育率的重要变化主要是由对孩子需求的其它变化引起的[10] 。中国的情况是，制度是解放后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及数量控制的重要因素。前者指“人多力量大”的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后者指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 收稿日期：201207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成因及相关政策研究”（10bjy03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研究”（11jjd790052）；国家西部人才基金项目“西部高校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2011023） 作者简介：朱力凡（1984-），女，山西临汾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email:juzilifan@163com1979年以后，中国旨在实现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除少数民族及一些特殊规定的情况，推行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宏观上，政府面临人口数量与资源稀缺矛盾的权衡，也面临人口结构与就业、养老等各项社会民生是否协调发展的选择。微观上，家庭内部生育子女个数的决策受到限制，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也使家庭对子女性别的选择偏好受到制约。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正式制度，会对人们的行为选择构成何种激励？会如何对非正式制度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就是，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有助于抑制传统的性别偏见？是否对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有负向激励？该政策对女性就业究竟有何影响？本文尝试用制度理论的分析方法，来探寻这些问题的究竟。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前劳动力市场效应 1计划生育政策的性别偏好效应 主流经济学家往往认为偏好受传统文化、习俗信仰等的影响。偏好是人类的一种天性，是起独立约束作用的一个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制度因素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被纳入经济研究之后，对偏好的研究也将翻开新的篇章。制度通过对传统文化、生活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来改变人们的偏好。确切地说，制度和偏好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不断在发生变化。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使一个家庭只有一个男孩或只有一个女孩成为普遍的家庭结构。 诺斯指出：“如果不认识主观偏好在正规制度约束逻辑下的重要作用，我们就不能理解历史（或当代经济），它使我们以零或非常低的成本表达我们的信念和思想，有组织的意识形态以及宗教狂热在决定社会和经济中起的重大作用。”[6]计划生育政策不断向人们传递一个信息：“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这个信息是对中国家庭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的否定，也逐渐改变了人们的内生偏好。 主流经济学认为偏好是固定外生的，正统分析制度影响的方法往往只讨论偏好给定情况下的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