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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纪录片的“搬演” 摘要：对于纪录片来说，搬演就是使用演员、置景、道具等手段来表现某一个曾经或可能发生过的事件。搬演不同于纪实，它不是对生活原生态的忠实记录，也不是虚构。它选择的题材内容必须是客观存在的真人真事，并且在搬演过程中，不允许对题材内容进行虚构、夸大和实质性的艺术加工。它作为一种创作手法，有其优势和劣势。劣势十分明显，就是形式上的非真实性。其优势则在于它使表现过去时的纪录片，具有了情节化的叙事。 关键词：纪录片 搬演 纪实 扮演的纪录片在国外并不鲜见。如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的《北方的那努克》中被誉为长镜头最早范例的那努克猎海豹一段就是搬演的。那努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拉上来的海豹，其实早死多时，只是为了拍摄需要，将当时情景搬演了一遍。在国内搬演的作品也有很多，如早期的纪录片《丝绸之路》，东方时空播出的《南京血证》等，都运用了搬演的手法。不管接受与否，扮演在纪录片的创作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一、现代纪录片中的搬演 （一）历史心态的延续 赤裸裸的欺骗搬演一直是纪录片与故事片不分彼此、纠缠不清的产物。今天的人们早已唾弃了这种令人感到厌恶的方法。尽管如此，欺骗搬演直到今天也未完全消失。过去同今天尽管在技术上有了千差地别的变化，但今天出现的欺骗搬演，在实质上同过去也并没有什么不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搬演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只不过不那么直接罢了。一般来说，今天纪录片中的设置搬演的地方，往往是需要用它来打动观众。尽管有学者认为收视率并不能反映出纪录片的真实与否，相反却能够看出电视消费与媒体市场的景气与否。从这个意义来看，真正能操纵纪录片制作的，不一定是制作者的良知，更有可能是维持电视经营的金钱。换言之，如若不能从经营体制上对其加以解剖，并明示于人的话，那么纪录片的搬演就不会偃旗息鼓。 在国内，纪录片的制作方兴未艾，同样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恶意欺骗搬演的情况。据有关资料，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摄制组也拍过天葬，从光线处理、镜头处理以及规模上都超过了山杉忠夫的《天葬》。那次对于天葬的拍摄是有周密的组织计划的，他们只想拍到天葬，但苦于没有赶上有人去世，于是乎杀了一头牛，让喇嘛和天葬师以及送葬队伍吹吹打打扛着牛肉上山了。 不过，不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欺骗搬演已经不为今天的观众接受，这类搬演大多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一旦露出马脚，影片的制作者也身败名裂，节目的播出和制作单位也会跟着蒙受损失。 （二）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纪录片的搬演，在纪录片这个大家庭中可以说从古至今从来没有被认可过。20世纪末这种现象有了改观，搬演不再是偷偷摸摸，而是堂而皇之登堂入室，出现在某些纪录片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作为纪录片，它必须维持自身的美学价值，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纪录片。那么搬演是如何从欺骗变成了纪录片中可以接受的真实呢？ 这种突破可能是从舞台开始的。从1981年制作的纪录片《猫王传奇》说起，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扮演进入纪录片的早期现象。纪录片当中将搬演的镜头同纪实的镜头并列的做法，正是日后搬演式纪录片最常见的方法。另外，这部纪录片在大量使用纪录片镜头的同时，也使用了演员。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在纪录片中使用搬演是完全可行的。20世纪末，大型的搬演式纪录片出现。这一时期，纪录片中使用搬演的手法已经成熟。如这一时期的德国纪录片《死亡游戏》。其中采用的扮演形式，是搬演与欺骗性剥离，以一种舞台艺术记录的方式出现。如果要给这种搬演方式一个名称的话，可以称其为“明示搬演”，这个明示所表现的不仅仅是被搬演的内容，同时也包括了整个搬演的形式。 二、搬演与纪录片的真实性 毫无疑问，从纪录片诞生之日起，“真实”一直是纪录片区别于其他影视艺术种类的质的规定。而搬演这样一种手段，常常被认为是违背纪录片真实性的。然而，随着世界优秀纪录片逐渐走进中国，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和爱好者发现：优秀的纪录片是不乏搬演手法的，而且这种手法的运用并没有影响到我们对于纪录片真实性的怀疑。一方面，纪录片中使用搬演手法并不是洪水猛兽，用不上谈虎色变；另一方面，搬演也不是灵丹妙药，在使用过程中，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搬演不等于虚假 搬演是一种复原，本身带有了真实性和演绎性。纪录片中使用搬演，已然造成了真实和虚构的融合，虚构在这里仅仅是辅助的手段，其最终还是对于真实的支撑。有批评者认为，从新闻的伦理道德上来将，搬演就是虚假的同义词。唯一可以商讨的是，扮演不是纪录片的主体，而在纪实资料不完整的情况下，纪录片进行讲述的一种辅助手段。近年来港台地区一些新闻节目，在还原事件时，就用了动画等虚拟手段，这也可以算是搬演的一种，但它巧妙地避开了虚构与真实的探讨，人们明确地知道这是再用虚构的手段来还原真相，而不会去追究它是否欺骗了自己。 搬演在某些情况下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