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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现阶段金融手段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 厉以宁 本文认为，在我国当前条件下，由于利息率变动对投资量变动的影响微弱，利息率调整在宏观经济调节中的作用具有局限性，所以有必要把对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率的控制，以及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作为宏观经济调节中的主要手段。本文还认为，当前由于利息率变动对储蓄变动的影响较大，因此可以采取调整存款利息率的方式来影响消费与储蓄之间的比例；但考虑到消费基金总量的增长可能来自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增长，这样，存款利息率对消费基金总量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要控制消费基金，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仍然是主要的金融手段。 作者厉以宁，1930年生，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我国现阶段，在运用金融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中，利息率作用是不大的。这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与当前条件下利息率与投资，储蓄，与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特点紧密相连。本文不准备讨论体制方面的原因，而专就利息率投资、储蓄、消费的关系作一些分析。 一 在现代凯恩斯主义的某些代表人物有关宏观经济调节的理论中，假定投资有较大的利息弹性，而消费(连同储蓄)则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低的利息弹性。这些假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中央银行调整利息率对经济的调节，也往往以这些假定作为制定具体措施的出发点。然而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却很可能与此相反，即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低的利息弹性，而消费（连同储蓄)却有较大的利息弹性。如果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投资的利息弹性较低，那么银行提高对生产单位放款的利息率，就不大可能起到紧缩投资，从而使总需求减少的作用；或者，想要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调整投资额，就要使利息率有较大幅度的升降。利息率升降的幅度与投资调整的幅度是不相称的。如果消费(连同储蓄)有较大的利息弹性，那么银行想要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刺激总需求或压缩总需求的话，就可以通过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来做到这一点。因此，很有必要对我国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投资只有低利息弹性)和消费(连同储蓄)有较大利息弹性的主要原因进行探讨。 投资之所以缺乏利息弹性，无疑有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假定企业并未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那么利息率的调整和企业的利息费用的变动不可能成为调节企业投资额的重要因素。但我在这里不准备就体制方面的问题展开论述。我想要探讨的是体制以外的原因。比如说，如果实行体制改革以后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投资是否不再缺乏利息弹性或投资的利息弹性就会立即变得较大了呢?看来未必如此。这是因为，在一个可供信贷的资金总量有限，而企业又几乎普遍地迫切需要增加投资，以改造旧技术、旧设备，购买新技术、新设备的环境中，对企业来说，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取得银行的贷款。至于需要为这些贷款支付多少利息，以及由此而付出的利息费用是否会成为企业的过重的负担等等，则是次要的问题。假定企业认识到利息率的上升会使企业成本增大，从而会影响企业产品的销售的话，那么企业很可能主要采取这样的对策，即加速企业资金的周转，降低生产资源伪消耗，改进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花色品种等等；但企业是不愿放弃可以取得信贷的机会，而减少投资的。这种情形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个体工商业户、农村专业户等自负盈亏的单位对待银行贷款和利息率的态度上，则反映得比较明显。所以说，在我国现阶段，即使通过体制改革，使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投资仍然可能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较低的利息弹性。没有理由认为投资的利息弹性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当然，这是把全民所有制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并不排斥这一现象的存在，即少数全民所有制企业会把利息率的变动当作企业投资决策中的首要，因素，或比较重视企业的利息费用的增减。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佯的看法： 第一，如果企业迫切需要增加投资，而投资资金的供给总量却是有限的，那么企业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资金的筹集，而不在于取得资金的代价。因此，投资将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低利息弹性。 第二，如果企业在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存在着较大的潜力，而只要增加投资就能够使这种潜力发挥出来，使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由可能变为现实，那么企业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投资以后的实际收益，而不在于取得资金的代价，因为前者将大大超过后者。这种情况也会使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较低的利息弹性。 正由于上述情况在我国现阶段确实存在着，而且短期内不会消失，所以即使我们想通过利息率调整来调整社会的投资总量，那么效果也不会如某些同志原来预料的那样显著。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情况可能稍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