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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提要 目前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真正完全以带有后现代倾向的“话语分析”法去透视问题的还为数很少，但受其影响的研究者却有越来越多之势。话语分析对该 研究领域的积极影响，至少已在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凸现了将思想与社会更紧密融合起来的思考向度；二是强化了思想史研究者对语言本身的敏感性；三是促使 人们将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和现象与后人的历史书写、阐释结合起来予以双重透视，增加了认知的复杂性和深度。这类探索本身同时也带来一些认知困惑，需要进行 新的反思。 ? 关键词 话语 话语分析 思想文化史 ?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涌动，“话语”（discourse）已逐渐成为中国学界常用的概念。就笔者比较熟悉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领 域来说，以“话语”来指称、论述或分析某些过去我们习惯中以“概念”、“观念”、“思想”和“思潮”等来命名和思考的一些历史现象，甚至明确声称以话语理 论来研究历史问题，也早已司空见惯。当然，“话语”的运用，绝非仅仅是“命名”的标新立异，往往包涵特定的价值预设；在实际的“话语”研究中，也往往体现 出对于历史现象不同的关照和认知视角，揭示出有别于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历史内容。自然，“话语”也给学界带来了一些疑惑和困扰。对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研究来说，“话语”分析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越来越不容回避的问题。 ? ? ? ? ? ? ? ? ? 一 ? “话语”一词的流行，源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语言学转向”；事实上，从一开始，它又超越了语言学本身。在传统语言学里，“话语”通常被视为一种规则明 确、意涵清晰而确定的言说。在将语言学里的“话语”转换为人文社会科学特殊理论范畴的过程中，巴赫金( M.M.Bakhtin )贡献突出。在他看来，作为一种言说或“表述”的“话语”，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它的范围小到一个符号、一个词或单独一句话，大到一篇文章、一部作 品（即文本），甚至无形的舆论等等，其真实含义都只能通过社会“交往”与“对话”实践才能获得：“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 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①]他强调，处于“对话”关系中的话语，“无不 充盈着社会情态和意识形态内容，无不具有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并渗透着‘对话的泛音’：与其说是话语的纯粹符号性在这一关系中重要，倒不如说 是它的社会性重要……话语将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②]这种注重语言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的运用所产生的实际意义和功能之“话语”，由于其上述种种属 性，特别是与“意识形态”不可分离的特性，使其获得了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范畴的可能与前景。 ? 最终奠定流行性“话语”理论基础的当然是福柯（Michel Foucault）。他将“话语”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其所谓“临床治疗话语”、“经济话语”、“博物史话语”和“精神病学话语” 等，都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话语”的。[③]在福柯看来，每一种“话语”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它具有特定的实践功能，而“话语实践”又通过话语对 象、陈述、概念和策略等可供分析的“关系网络”在动态运行中反映出来。福柯将他的“话语（实践）分析”称之为“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实践”形成“知识 ”，“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④] ? 福柯界定的“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事物与社会关系，还“建构”（construct）社会事物与社会关系。在他那里，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建构” 着各种至关重要的事物（如精神疾病、艾滋病、性等），并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地位（如使之成为医生或病人、看守或囚犯等）。话语与权力之间是一种互相依赖、 互相生产的关系。权力必须进入特定的话语并且受特定的话语控制才能发挥其力量，没有话语，权力就缺少运行的重要载体。因此，话语的运用作为权力的运作的一 种形式，构成了人们社会历史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一种历史表述，包括谁来表述，怎么表述，以及表述中的真与伪，等等，实际上已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 选择和排斥以后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看，话语分析其实成为一种或隐或显的权力关系分析。 ? 福柯非常自觉地将他的“话语实践”即知识考古学的分析法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加以区别。在他看来，两者之间的区别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新事 物的确定；2.关于矛盾的分析；3.关于比较的描述；4.关于转换的测定。福柯认为，传统“思想史”研究对新旧事物的划分有着编年史总体化取向，往往根据 话语事物出现时间的先后，来判断它们之间“同质化”、相似性的关系或“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