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参考批评乃天下公理.docVIP

英语知识 近年来，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已初具滔滔之势，理论探索类文章频频面世。可有些论文却使人由喜转疑，由疑转困。我始终坚信，学术乃天下公器，学术批评乃天下公理。政治之道尚且提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学术之道更该如此。遂闲敲键盘，草就商榷文章。 1．翻译中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问题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开始重视作为翻译行为主体的译者。继而，中国学人也开始关注此类研究，并提出了“翻译主体”和“翻译主体性”两个概念。但在认定理论讨论课题之后，并未对概念本身进行严密界定，致使这两个源于哲学的概念在内涵模糊的情况下就进入翻译理论系统，结果不仅是理论讨论缺乏必要的概念界定基础，而且与西方的相关术语用法也不相吻合。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翻译》2003年第一期《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一文的摘要中才出现了“译者是翻译的主体”这样模糊的措辞和“The translator is the subjectivity（当为subject的排版错误）of translation”这样与西方通行术语相异的对应译文；同期的《“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一文的题目中才出现了“翻译主体性”这样所指不明的说法和“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lational subjectivity”这样不够合理的译法。 先看“翻译主体”的概念。这个提法本身就不严密，因为它没有点明“翻译”是指“翻译行为”，“翻译活动”，还是“翻译过程”。假如所谓的“翻译主体”是指“翻译行为的主体”，那就与西方的翻译研究者们达成一致，可采用相同的术语——最常用的说法是“the translating subject”（Venuti，1992: 11），另一种说法是“the translator-subject”（Robinson，2001: 157）。因此，《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一文摘要的首句应当是“译者是翻译行为的主体”，可译为“The translator is the translating subject”。 假如“翻译主体”指的是“翻译活动或过程的主体”，那就不是单一主体的问题了。由于翻译活动或过程牵涉几个阶段，而不同阶段又有不同主体，所以翻译活动是卷入多个主体，包括数个阶段，在跨文化语境中实现的复杂活动。深入地审视翻译活动，可以断定它牵涉以下阶段及主体： 前期阶段，包括两个过程：首先是前提过程，即原作的创作过程。此时，原作者为原作的生成主体。其次是准备过程，即原语读者或有原语背景的读者阅读原作的过程和翻译活动的发起。在前一种情况下，读者为原作的随意阅读主体或意向阅读主体。在后一种情况下，发起人为选材主体。 中期阶段，也包括两个过程：首先是准翻译过程或拟翻译过程，即译者立足翻译活动，分析性地阅读原作的过程。此时，译者为原作的目的性阅读主体。继而是操作过程，即译者的翻译过程。此时，译者为翻译策略或技巧的选择实施主体和译作的生成主体。 后期阶段，可称为效应过程，即目的语读者阅读译作的过程。此时，读者为译作的随意阅读主体或意向阅读主体。 我认为，以上关于翻译活动各阶段不同主体的论述应该作为《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中提出的所谓“翻译的主体间性”的理论基础。问题是，“翻译的主体间性”的说法也是不严密的。鉴于“主体间性”描述的是多个主体之间的关系特性，而哲学研究中狭义的“主体”是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那么，“主体间性”实际上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性。所以，严格地说，“翻译的主体间性”应该是“翻译的主体间性问题”，可译为“the intersubjectivity in translation”。 再看“翻译主体性”这个概念。既然“主体性”是主体的属性，也就是“人”的特性，那么，“翻译”不论是作为“翻译行为”，“翻译活动”，“翻译过程”，还是“翻译现象”，都不可能有“主体性”。严格地说，所谓“翻译主体性”实际上应该说成是“翻译的主体性问题”，可译为“the subjectivity in translation”。所以，《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摘要中以及《“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题目中“translational subjectivity”的说法，《“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摘要中“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ion”的说法都是不合适的。关于这一点，笔者曾向美国翻译理论家Douglas Robinson写信求教，他特别强调说，“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ion”这种说法的不合理之处在于“subjectivity”是人的特性。有鉴于此，《中国翻译》2003年第一期的英文摘要主审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