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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诸种学说 关于文学艺术的起源问题，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和学说，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摹仿说。这是一种古老的学说，源于古希腊哲学家。这一学说认为，文学艺术起源于人类对于外在事物进行摹仿的本能。德谟克利特和亚里斯多德是这一理论的首倡者。德谟克利特说：“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古希腊罗马哲学》第１１２页。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亚里斯多德更明确指出，摹仿是人从儿童时期起就表现出来的天性，他说：“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亚里斯多德：《诗学》，《诗学·诗艺》第１１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摹仿说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西方文论中一个很有影响的学说，文艺复兴运动中提出的“镜子说”以及晚近以来流行的“反映论”，都与摹仿说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我国古代典籍中的许多资料也可以为这一观点提供佐证，如《周易·系辞上》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又如《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远古时代黄帝、颛顼、尧帝等制乐作舞的情况，其中有不少诸如“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效八风之音”，“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的文字，凡此种种，都透露了远古艺术中包含造像、摹拟因素的消息。 在目前残存的史前艺术遗迹如洞穴壁画、雕塑和彩陶纹样中，确实可以发现许多摹仿外部事物的形象，不管史前人出于何种动机来描绘和塑造这些形象，这些形象本身却毫无疑问都是来自摹仿，否则就无法辨认这些形象的原型是什么了。这就说明这一学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尽管如此，摹仿本身却并不构成艺术产生的原因，史前人不会是“为摹仿而摹仿”的，史前艺术总是联系着实用目的，如果将摹仿归结为人的天性和本能，则忽视了他们的实际需要以及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从事的实践活动在史前艺术中的主导意义。另外，用摹仿说也不能说明全部史前艺术的起源，史前艺术并非都是摹仿外部事物的，如音乐、歌唱和舞蹈，就不一定都是摹仿的结果，一概而论地归之于摹仿也显然存在着片面性。 游戏说。此说主要认为发泄过剩精力的游戏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根本原因。此说最早来自康德，康德认为，包括文艺在内的审美活动是非功利的、自由的活动。后来席勒和斯宾塞对康德的这一观点加以发挥，正式提出了游戏说，被称为“席勒－斯宾塞学说”。席勒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束缚，得不到充分的自由，于是便用过剩的精力创造了游戏的世界，这也就是艺术的世界。游戏是自由的活动，它本身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他说：“在令人恐惧的（自然）力量世界之中以及在神圣的法律世界中，审美的创造形象的冲动在暗地里建立起一个第三种快乐的游戏和形状的世界，在这第三种世界里它使人类摆脱关系网的一切束缚，把人从一切可以叫做强迫的东西（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强迫）中解放出来。”（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２７封信，见《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第１８３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斯宾塞在１８７３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一书中对席勒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在低等动物里，必须把精力全部用于维持生命和延续生命所需要的活动上，而在高等动物特别是人类那里就不必完全如此，由于有了较好的条件，在完成维持和延续生命的活动之外还有剩余的精力，游戏和艺术，就是这种过剩精力的发泄。后来谷鲁斯又对此说加以补充，认为游戏并非仅仅是过剩精力的发泄，它要为日后的实际生活作准备，例如男孩玩打仗的游戏，就是对以后当战士的预演，女孩抱木偶的游戏，就是对将来做母亲的预习。王国维受西方有关学说影响，在文学起源问题上也同意“游戏说”，论述也颇为周详：“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惟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情感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王国维：《文学小言》。） 从现代原始民族的考察可知，现代原始部落中的一些歌舞往往在劳动或战争之余进行，而且其表现形式如声调和节奏明显有别于劳动或战争本身，带有娱乐和愉情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游戏说的情况，而且此说将艺术看成是区分人类与动物的重要标志，也有较大的合理性。但是此说仅仅从精力发泄这一生理学、生物学的现象来看待文学艺术的发生，抹煞了影响文学艺术的社会根源，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