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探究.docx

麦积山石窟天水古称秦州,是陇右重镇,地处渭河与嘉陵江的上游,素有甘肃“小江南”之称。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就坐落在天水市东南45公里处的秦岭西端。麦积山石窟的佛教造像以泥塑为主,被海内外赞誉为“东方雕塑馆”。麦积山自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凿以来,历经1600多年的历史。古代工匠和民间艺术家们在这距离地面10~140米之间的悬崖峭壁上,不畏艰险,开窟造像,最后形成大规模的佛教石窟群和数以万计的佛教造像。面对悬崖断壁,仰望凌空栈道和密若蜂房的窟龛和林立的佛像,人们不禁为这人间奇迹而惊叹!石窟艺术源自古代印度,世界各地遗存的石窟艺术很多,在这众多的遗迹中,麦积山石窟自有其独特和不可替代之处。从古印度的阿旃陀,阿富汗的巴米扬,经西域的于阗、龟兹和高昌,进入河西走廊,甘肃中部和东南部,再看中原的云冈、龙门,四川的大足等,所有能够开凿而且的确开凿了石窟的地方,有着某种共同之处。这些共同点有地理的,有地质的,更有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因素。从这种类比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麦积山作为石窟艺术遗存地的共性,更重的是麦积山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特点。石窟必须开凿在绝壁断崖上,但并非所有的绝壁断崖都能够成为石窟艺术的开凿地,它还需要其他要件。石窟艺术并非是纯粹的佛教艺术,它本身就是多种文化的融合物。很难说最早的石窟艺术就出现于古代印度,而且也不一定就是佛教修行的地方。古代印度原始宗教使用过石窟,中国古代方士修炼也使用过石窟,而佛教寺院最初是以草寮为形式。这说明,佛教石窟艺术,是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石窟艺术本身的这种综合性,说明只有在各种文化交汇的地方,才会有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兴盛。作为石窟艺术发祥地的古代印度,主要是指今天的印度北部、西北部、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地。这些地方正是东方的印度文化、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亚的波斯文化以及中国古代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汇之地。虽然,这些文化交汇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地理位置为中心,然而这种地理位置的变化,恰好与石窟艺术兴盛的不同地点相应。比如,阿旃陀石窟位于德干高原马哈拉施特拉邦重镇“德平之门”奥朗伽巴德西北约106公里处。当时统治德干地区的是伐卡塔卡王朝(公元3世纪初叶——6世纪中叶),它与笈多王朝联姻结盟,关系极为密切。伐卡塔卡王朝从典章制度到文化艺术都承袭笈多王朝的传统。因此现代许多学者都将伐塔卡王朝境内的阿旃陀后期石窟归入笈多艺术的范畴。笈多文化是古代印度、希腊、罗马、波斯等文化相交汇的产物。可以说,笈多文化兴盛与发展的文化原因,也是阿旃陀石窟兴盛与发展的原因。巴米扬石窟的开凿和巨佛造像的创造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的交汇与融合。自公元5世纪初至8世纪初,是犍陀罗艺术和“印度——阿富汗派艺术”的转化时期。这期间,古代巴米扬曾经历过各种文化、不同宗教和各派政治势力的交往、较量与争夺。这一切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当地文化的面貌。此期犍陀罗艺术风格在各地虽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产生了各种流派,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了“巨佛崇拜”的思想。正是这种“巨佛崇拜”思想,产生了巴米扬风格的石窟艺术。因为,巨佛既表现佛陀的伟大,使信徒可以从遥远的地方就能仰望大慈大悲的尊容,又可以体现伟大国王的形象,代表这个朝代的兴盛。中国的中原地区此时正值隋唐时期,也兴起创作摩崖巨佛的风气,巴米扬巨佛的创造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原文化的影响。西域有着丰富而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它与中原不同,与西亚、中亚和古代印度更不同。当中国内地七国争霸称雄的时候,也是西域各古代民族极其活跃的时期。此时,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的北疆草原上,是塞种人在游牧;在阿尔泰山东段、额尔齐斯河上游,直到天山脚下,是呼揭人的天下;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四周、罗布泊地区和吐鲁番盆地则是车师人的历史舞台。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匈奴人强盛起来。他们东征东胡,西灭月氏,进而征服了西域的楼兰、乌孙、呼揭等国。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为消除边患,停止了“和亲”政策,转而展开与匈奴的斗争。他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既削弱和打击了匈奴的势力,也开辟了与欧亚交通的丝绸之路。经过与匈奴70多年的斗争,终于击败了匈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率众降汉。翌年,汉朝政府设西域都护府,结束了西域各国纷争而不统一的状态,促进了西域与内地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正是这种多元结构的文化区域,最易于吸收新的异质性文化元素,将其变成自己文化母体的有机部分,使自身获得新的发展机缘。中原地区的文化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它无论从起源上还是交往上都具有多元性和区域性。所以,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对异性文化有着强大的兼容能力。自中原主体民族形成以后,从来没有停止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与融合。无论是和平方式还是战争方式,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这样多元异质性的文化,是其生命力顽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