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时事”与“新知”.doc

遥远的“时事”与“新知” 2000-10-25　来源：中华读书报　□陈平原 我有话说 因中法战事的刺激而创办的《点石斋画报》，对“战争风云”、“中外交涉”以及“租界印象“等给予特殊关照，自在情理之中。除了事关国家安危以及黎民百姓的生死存亡最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还因画报的新闻性质在此类事件的报道中，可以得到最为充分的表现。《点石斋画报》存在的十五年间（1884－1898），正是晚期中华帝国的多事之秋。身处“门户开放”的最前线，上海的士绅与民众，自是最能体会、也最为关注与外国列强的接触。不管是关系重大的军事战争、外交谈判、租界协议，还是近在眼前的变动不居的华洋杂处局面，都与上海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到中日甲午海战的悲壮场面以及前因后果，小到租界里某次西兵会操或某领事捉拿赌博的过程，都在画家的笔下得到呈现。在这个意义上，郑振铎称其为“画史”（参见《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第19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一点都不过分。问题在于，当画家使用图像来叙述“时事”时，因表现手段迥异于以文字为媒介的新闻记者或历史学家，到底采用何种策略方能奏效。即使暂时不考虑图像与文字之间巨大的张力，单是叙事角度、评判标准以及欣赏趣味，也都值得仔细斟酌。 不妨就从《点石斋画报》的开篇之作《力攻北宁》（甲一）说起。王树村编《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收录有天津杨柳青制作的《刘提督水战得胜图》，同样表现的是1883年法军进犯，黑旗军领袖刘永福领兵于北宁予以痛击的战争场面。除了画家立意以及画面构图的差别，《力攻北宁》还有以下的叙述文字： 北宁之役，中法迭有胜负。其城之收复与否，虽无确耗，而战绩有可纪，即战阵亦可图也。此次法兵三路并进，窃恐深山穷谷中遇伏惊溃，故布长围以相困。比会合，奋勇齐驱。一时烟焰蔽空，惊霆不测，地轴震荡，百川乱流，而华军已于前一日退守险要。狐善疑，而兔更狡，总如善弈者之争一先着耳。 有趣的是，这里没有日后常常作为主导话语的“正邪之分”，作者只是关心战争的具体进程，以及“战绩”与“战阵”，而不着眼于“迭有胜负”的中法之间到底谁是谁非。就好象图说的是《三国》或《水浒》故事，与己无关，可以隔岸观火似的。这种近乎“中立”、讲求“趣味”的叙述态度，不能简单归结为《点石斋画报》的市民倾向，而是因当时中国的士大夫与普通民众，并没真正意识到亡国的危险，民族主义情绪也尚未形成。只是在经历甲午海战的失败（1895）、戊戌变法的流产（1898）、庚子事变的耻辱（1900）后，国人方才有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以及明确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在此之前，对于外国列强的骄横，虽然也有不满与愤恨，但并未上升到理论层面。 这一点，落实在关于租界生活的描摹，便是承认存在的合理性，不追究租界实行治外法权是否代表国家耻辱，而喜欢就事论事地打抱不平。这种基本立场，使得《点石斋画报》对于洋人、洋事、洋物以及必要的中外交涉，取欣赏及支持的态度。只是在对方“欺人太甚”的情况下，才会起而表示愤懑。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都是很有节制。与进入20世纪后国人碰到类似事件时之倾向于以点带面、小题大做不同，画报作者们更愿意采取弹性的立场与朦胧的目光。这里以《大闹洋场》（信十二）之表现车夫抗捐（1897年）和《法人残忍》（贞十一）之报道四明公所事件（1898年）为例，兼及图文，说明《点石斋画报》处理此类“时事”的策略。 《大闹洋场》介绍“本埠英美租界各小车夫，因英工部局议加月捐二百文，聚众歇业”，因有人破坏规矩，罢工车夫加以拦阻，与巡捕发生冲突。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作者只能站在巡捕的立场，略为谴责聚众斗殴的车夫。可画面语言则是另一番景象：左侧是飞马来驰的巡捕，右上方则为军舰上派遣的士兵乘船前来增援，而最能吸引读者注意力的画面中心，乃罢工车夫将巡捕打得人仰马翻。文字介绍中，作者还走出具体的画面，称“后经中西官设法调停，暂免加捐，已各安业如常矣”，似乎是车夫获得了道义上和事实上的胜利。其实，事情的发展远比这复杂，结果也并不美妙。画报如此表现，也算是一种带倾向性的“如实报道”。 四明公所事件当年影响极大，1898年7月17至7月25日的《申报》上，曾有连续性的追踪报道，且每篇都是义愤填膺。《点石斋画报》自然也不例外，《法人残忍》先讲“法人自拆毁四明公所围墙后，寓沪甬人义愤填膺，相率停工罢市”，后是法国军队开枪镇压，“合计是役受伤者二十四人，而死者有十七人之多”。以此事实为依据，控诉“法人之残忍无理”，本来已经足矣，可作者偏要强调“无端遇祸“的，“皆外帮之人”。而且，宣称“宁人实未闹事”，只是因“法界之流氓无赖遂乘机而起”，方才事态扩大。这么一来，法人开枪变得事出有因，只是杀错了人而已。 如此叙述，在百年后的今人看来，很可能嫌其“境界太低”。可这种就事论事，更多着眼个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