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法参考.pptVIP

简介 《万国公法》是一本翻译著作， 翻译者为美国人丁韪良(W.A.P.Martin)， 译自美国人惠顿(Henry Wheaton)的 著作《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原理》最初于1836年分别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出版，伦敦版分为2卷，费城版只有1卷，但内容基本相同；1846年，经修订后在费城再版（通常称为第3版）；1848年和1852年，又在法国巴黎和德国莱比锡以法文出版（通常称为第4版和第5版）。1848年的第4版是经惠顿本人修订的最后一个版本。 惠顿去世后，不断有学者对他的这本著作予以修订和增补。1855年，由劳伦斯(W.B.Lawrence)编辑的一个版本（通常称为第6版）在波士顿出版。劳伦斯后来称第6版为“第一个注释版”，1863年，他在波士顿出版了“第二个注释版”（通常称为第7版，1864年又在伦敦重印）。1866年，由达纳(R.H.Dana)编辑的第8版在波士顿出版（1936年，《国际法原理》作为“国际法经典丛书”的第19种出版时就是选用第8版）。 《国际法原理》还被翻译成其他多种文字，1854年在墨西哥出版了西班牙文版，1860年在那不勒斯出版了意大利文版，然后就是在中国和日本出版的《万国公法》。 背景及过程 西方列强利用国际法侵略中国，它们需要并要求中国遵守一个个它们所强加于中国的条约，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们为此就有必要向中国介绍全面的国际法知识。 在两次鸦片战争时代，英国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突出代表，为了让中国履行条约，英国主要采取两种手法：一是以武力胁迫或占地为质；一是故作姿态，以己方恪守条约作为引导。但在《万国公法》出版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英国虽然也曾指责中国违反国际法，（注：1840年英国发动对华战争之际向清政府送达的《巴麦尊子爵致大清皇帝钦命宰相书》指责林则徐为收缴鸦片而围困英国商馆的行为“背各国交通之义理”（英文原文即“违背国际法”）。）却无意于向中国介绍什么是国际法。直到丁韪良来北京修订译稿，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得知后才表示支持。 清政府了解国际法知识的意图，是在外交实践中自然产生的，它支持《万国公法》的翻译出版，在全部过程中都是主动和自主的行为，既不是受外人诱导，也不是受外人胁迫。从这样的事实出发，《万国公法》的翻译出版，与其说是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产物，还不如说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产物。 １８６４年８月３０日，总理衙门的一道奏折道出了中外交涉时中国翻译《万国公法》的必要性。“窃查中国语言文字，外国人无不留心学习，其中之尤为狡黠者，更于中国书籍潜心探索，往往辩论事件，援据中国典制律例。臣等因于各该国彼此互相非毁之际，乘间探访，知有《万国律例》一书，然欲径向索取，并托翻译，又恐秘而不宣。适美国公使蒲安臣来言，各国有将大清律例翻出洋字一书，并言外国有通行律例，近日由文士丁韪良译出汉文，可以观览。……臣等公同商酌，照给银五百两，言明印成后，呈送三百部到臣衙门，将来通商口岸，各给一部，其中颇有制服领事官之法，未始不有裨益。” 其次，我们也可以把时任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的董恂为《 万国公法》所作的序看作是清政府官方对《万国公法》的认识和评价。一是因为序文的作者是总理衙门大臣，二是这篇序文曾由咸丰皇帝御览，故而也就具备了一定的代表性。 《万国公法》的第二篇序是张斯桂所作，张斯桂把当 时的世界格局比作中国春秋列国的形势。中国要与西方列强打交道，就要按照《 万国公法》的要求办事，并认为《万国公法》一书对中国的外交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万国公法》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得益于在中国传教的丁韪良。他受全美长老会对外传教委员会的委托，于1850年到达中国。 在美国外交使团中的经历使丁韪良在1860年前后对国际法逐渐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加之注意到中国缺乏国际交往资料，于是开始考虑向中国介绍一本西方的国际法学著作。通过筛选比较，他最终确定翻译美国人惠顿的《国际法原理》一书，他认为该书“更为现代而且同样权威”，认为翻译该书将会对于中美两个国家以及个人生活道路产生一定的影响。 1863年9月，他曾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认为“从事英汉翻译这项工作，并未得到任何人的专门指示，只是希望中国人及其政府承认上帝及其永恒正义，顺便可以向他们传授一些带有基督教精神的东西。” 丁韪良着手翻译的实践和努力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他也因此被任命为同文馆总教习，在一个包含有中国助手的专门委员会协助下完成了该书的翻译工作，并定名为《万国公法》。大约1864年末，晚清政府总理衙门专门拨款白银500两，以政府名义刊印了《万国公法》。清政府在支持翻译惠顿的《国际法原理》过程中，还有两个人可谓功不可没。 一个是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1862年，丁韪良着手翻译时，他并未抱有任何得到官方资助的想法。但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