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玺谋反：今人制造的冤案供参考学习.docVIP

王玺谋反：今人制造的古人冤案 蔡东洲 马 丽 四川平武报恩寺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九寨沟旅游大环线之上，掩映于深山古柏之中，被建筑专家誉为“明初罕见之遗构”。 宏伟壮观的大报恩寺缘何而建？报恩寺的导游们众口一词：寺院的创建者王玺包藏反明称帝的祸心，被朝廷发觉后又偷梁换柱，把建造的皇宫改成寺院。笔者初听此说，甚为疑惑，后经详加考察竟发现所谓的“王玺建宫谋反”原来是一桩今人制造的明朝冤案。 一、王玺乃明朝稳定藏羌的功臣 四川平武在明清时期称“龙州”，为氐、羌、汉、藏等民族杂居之地，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斗争激烈，历来是统治者关注的重镇；龙州又是古阴平道上的结点，其地势险要、环境复杂，成为历代南北兵家必争之地。 晚宋时期，蒙古大军不断突破蜀口防线，川北州县多被残破，加之这一区域为民族杂居之地。宋王朝不得不在这一区域实行特殊的管理体制，即允许这些区域的地方长官固守一方，且可以世袭。理宗绍定二年（1226）在龙州创设三寨长官司，赐进士出身的王行俭担任世袭长官。这便是平武土司的发端，也是王玺家族享有世袭特权的开端。 大报恩寺的创建者王玺便是王行俭的第八代子孙。王玺字廷璋，生于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卒于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年）。宣德三年（1428年）袭职，先后任龙州判官和龙州宣抚司佥事等职。王玺自小就“有丈夫之志，弱冠敦行力学，切切以经济自命”。袭职以来，勤政爱民，政声远播，是明朝稳定藏羌的功臣之一。 其一，忠君爱国，功德有加。王姓土司自王行俭始，一直忠君爱国，不负朝廷重望。宋理宗开庆元年（1258 ），蒙古军攻占四川腹地，龙州守将王德新、石泉知军赵顺都先后投降，而时任龙州土司长官王行俭拒不投降，竭力抵抗，直到宋王朝灭亡才归顺元朝。明宣德八年（1433），西戎犯边，松、茂、叠溪等处番猓作乱，王玺协同当地另一土司薛忠义率兵征剿，平定这次叛乱。因其功劳卓著，大明王朝于次年升龙州为宣抚司，提升王玺为龙州宣抚司佥事。据报恩寺现存碑文记载，王玺“世守兹土，才雄志大，德政俱优”，王氏家族任职龙州以来，“享有爵秩，延及子孙，恩至渥也”。 其二，教化百姓，政绩显著。龙州为汉藏等几个民族杂居之地，且以少数民族居多，人多地薄，民生艰苦，番民文化水平低下。王玺在任期间，安抚地方番民，组织民众“僻东南堡栈，劝民开垦”，扩大农田，开荒种地，使龙州之地“民始丰饶”。为了提高番民的文化知识，王玺发动番民，筹集资金，大兴学校，聘请当时硕儒鲁卓吾先生，昼夜授学，以“涵育人才”，教化苍生。同时，由于当时差徭颇重，百姓不堪忍受，苦不堪言。王玺便“解囊分助”，济百姓于水火，番民甚是感激，深受百姓爱戴。 其三，子孙贤达，人才辈出。王氏家族世居龙州以来，家族显赫，子孙贤达，人才辈出。王玺不仅重视教化百姓，对子孙的教育尤为严厉，因此他的后代子孙中贤人名士众多。据记载，在王玺众多的孙辈中瀊和溥为最为贤能。王瀊是弘治举人，曾任湖广汉川令县，在任期间清廉，获得邑人爱戴。王溥是成化进士，正德时升任礼部主事。 王玺一生政绩显著，爱抚百姓，一心向佛，大兴学校，涵育人才，深受民爱。据《建祐圣宫记》载，王玺“莅政慈祥，讲究经传，务明大旨”。正因为王玺在担任龙州判官和龙州宣抚司佥事期间，声名颇佳，死后被入祀乡贤。 二、报恩寺乃王玺奉英宗圣旨而建 王玺本来是明朝稳定一方的功臣，却被今人视为“建宫谋反”的乱臣贼子，其谋反的证据就是这座报恩寺。据传，王玺蓄意谋反，潜修宫殿，被朝廷发觉，遂改建为佛寺。实际上，历史文献和现存碑刻对报恩寺兴建的动机、过程、规模等交待得十分明确清楚。 首先，王玺创建报恩寺的动机有二：一是心向佛门，以善诱人；二是巩固王氏地位，宣扬家族功德。 佛教能使“人人兴起向善之心，而悖逆作慝者渺也”。作为夷汉杂处之地龙州，佛教可以“化冥顽，抑强硬”。当时信佛者众多，“龙阳旧治青川，洪武中徙今乐平。古有观音院，在今寺之南，规制湫隘，无以容众”。而王玺本人“信向佛道，出于天性”。家中收藏有《大藏经》一套，因而，欲建一刹来贮藏这套佛经，来昭显自己奉佛之心。可见，王玺心向佛门是其创建报恩寺的动机之一。 王玺建寺还有另一个动机就是巩固王氏家族在龙州的地位，宣扬王氏家族在龙州的功德。明代龙州一度有四姓土司，即薛氏、李氏、王氏、康氏，四姓皆享有领辖番众的世袭特权。其中薛氏祖先薛严的世袭特权亦系宋理宗所授，时间略晚于王氏。薛、王二姓土司虽为宋朝所封赐，且王姓土司的历史比薛姓久远，但到明朝，薛氏权位皆在王氏之上。据现存《建祐圣宫碑记》《敕修大报恩寺功德记》，作为龙州宣抚司佥事王氏的署名排位不仅在宣抚使薛氏之后，而且在宣抚副使李氏之后。尤其是薛忠义率军平定番人叛乱后，朝廷升龙州为宣抚司，而薛氏则世袭宣抚使，可谓显赫一时。薛忠义为张扬薛氏功德谎称在西征番人反叛中玄帝数次显灵，以致胜利凯旋，乃于宣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