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宾语标记的分布看语言类型学的功能分析-东方语言学.docVIP

《当代语言学》第 3 卷 2001 年 第4期 253-263 页，北京 从宾语标记的分布看语言类型学的功能分析 陆丙甫 桑塔·莫尼卡学院 提要 本文以当代语言类型学对受事形式标记的跨语言分布的研究为主，介绍了当代语言类型学之功能导向的特点。如果说宾格的基本作用是表示受事，那么几乎所有的语言对宾格的使用都是不足的，即许多 (非被动句中的) 受事不需要宾格。同时，对宾格的过度使用也是普遍存在的，即许多不是受事的成分也带上宾格标记。调查表明，广义的宾格，即受事的形式标记，其过度和不足使用显示出一些共同的倾向，汉语在这方面毫不例外。而这种倾向只有从功能的角度才能得到统一解释。这一比较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语言的功能和共性之间的关系。本文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汉语中动词后的所谓“宾语位置”和“把”字宾语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科姆里(Comrie) ，类型学，语言共性，宾语，受事，宾格标记，宾格标记，“把”字句 1．语言类型学和蕴涵共性 近年来国外的功能主义语言学发展比较快，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发展。类型学是功能主义流派中内部系统性比较强的一个学派。1994年成立的世界性的《语言类型学学会》，是这个流派成熟的标记之一。该学会现有会员四百多名。该学会的因特网网页地址是：http://www.ling.lancs.ac.uk/alt/。 当代语言类型学不同于传统语言类型学。传统语言类型学将语言将语言分成孤立语、粘着语、曲折语和编插语，这主要是形态学方面的形式分类，而且是总体上的分类。而当代语言类型学强调的是某个具体的表达功能在不同语言中是如何通过不同的手段、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功能导向的特点很明确。此外，两者的另一个重要差别是后者强调对共性的发掘。 关于语言的共性(或普遍性)和个性(或差异性)的关系，一直是中国语言学者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这个问题也正是当代语言类型学的主要内容。简单地说，类型学就是要发现不同表现类型中的功能共性，即“万变不离其宗”的变化。或者说是寻找对个性变异的共同限制，即差异中反映出来的共性。因此，发掘个性和共性的目标在语言类型学中是一致的。 这种变化中反映出来的共性，首先反映在格林伯格 (Greenberg 1963) 所首先提出的蕴涵共性上。伯纳德?科姆里 (Comrie1989: 6-7) 曾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蕴涵共性。人称代词可以有基本形式和反身形式 (如汉语的“我自己、你自己、他自己”，英语的myself、yourself、himself)。但是有的语言中并不是三个人称都具备反身形式，例如法语中第一、第二人称没有反身形式，只有第三人称才有反身形式，比较： (1) a. Je me frappai. 我 我(宾格) 打(第一人称单数) “我打我自己。” b. Il me frappa. 我(宾格) 打(第三人称单数) “他打我”。 (2) a. Il se frappa. 他(宾格-反身 )打(第三人称单数) “他打他自己。” b. Je le frappai. 他(宾格) 打(第一人称单数) “我打他”。 在古昂格鲁?萨克森语中，无论第一、第二还是第三人称都没有反身形式，因此 (3) He slog hine. 他 打(第三人称单数) 他(宾格) 就有两个意思，“他打他自己”或“他打另一个人”。 科姆里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是第一、第二人称有反身形式而第三人称反而没有反身形式的。这样，四种可能的组合中有三种是存在的：三个人称都有或都没有反身形式，第一、二人称没有而只有第三人称才有反身形式。第四种组合，即第一、二人称有反身形式而第三人称反而没有反身形式，就不可能存在。 这种四挡子缺一挡的形式可以表达为“第一、二人称反身代词的存在蕴涵著第三人称反身代词的存在”，所以称为蕴涵性共性现象。这种通过个性差异显示出的语言共性就是变化中才能显示出来的蕴涵性共性。 蕴涵共性的基本形式是“A 现象蕴涵著B 现象”，因此必然把不同现象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把各种现象孤立起来看。而且蕴涵共性是关系性的、隐性的共性，不是表面上一目了然的共性，这就大大扩大了共性研究的范围。许多以前只能看成倾向的现象，现在可以当做共性(即一定条件下的共性) 来处理了。建立越来越多的共性是科学理论的主要目标。因此，这一转化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 格林伯格的蕴涵关系大多是比较简单的单层次蕴涵关系。实际上，语言类型学所描写的蕴涵性共性可以是比较复杂的多重蕴涵关系，如“A 蕴涵 B，B 又蕴涵 C，C 又进一步蕴涵 D……。如此，就形成了所谓的蕴涵等级。多重蕴涵关系的等级描写是当代语言